用人與納諫 — 得人者昌，兼聽則明 — 資治通鑑

一、茅廬三顧：一篇對策定三分

建安十二年（公元二〇七年），中原已經打得千瘡百孔。曹操在官渡擊敗袁紹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勢如破竹；江東孫權坐斷江東，基業漸穩。唯獨寄人籬下的劉備，年近半百仍無寸土，屢敗屢奔。他手下有關羽、張飛這等萬人敵，卻始終缺一個能替他「畫策定計」的總參謀。

有人向劉備推薦了隆中布衣諸葛亮，號稱「臥龍」。劉備不嫌其年輕、不以其無官職為意，竟親自前往拜訪。一去不遇，再去仍空，三去乃見。《資治通鑑》據史傳寫下「凡三往，乃見」六字，樸素得近乎平淡，背後卻是一個政治家最難得的姿態：放下身段，承認自己需要別人。

見面之後，諸葛亮獻上著名的〈隆中對〉。他為劉備剖析天下大勢：曹操「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」；孫權「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為之用，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」。唯一剩下的機會，是荊州、益州——「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」，若能跨有荊益、外結孫權、內修政理，一旦天下有變，則可兩路北伐，興復漢室。

這一篇對策，等於替劉備把飄搖半生的流浪路線，畫成了一張清晰的建國藍圖。更關鍵的是劉備的反應：他不只聽了，還「與亮情好日密」，甚至對關羽、張飛說出「吾得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」。把一個二十六歲的布衣，放在自己最信任的核心位置——這就是「用人」的第一課：識人於未顯之時，授權於既信之後。

二、曹操的兩面：唯才是舉與刀鋒向內

同樣是亂世用人，曹操走的卻是另一條路。建安十五年（公元二一〇年），他下〈求賢令〉，公然宣佈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」——哪怕你有盜嫂受金之污、不仁不孝之名，只要真有本事，一概網羅。這在講究門第與德行的東漢末年，簡直是石破天驚。曹操確實靠這套哲學，聚攏了郭嘉、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賈詡這樣的頂尖謀士，以及張遼、徐晃等敗軍之將。

但曹操的「用人」裡藏著一把向內的刀。他多疑，且果於誅戮。謀主荀彧，從最早就舉家來投、運籌決勝，被曹操譽為「吾之子房」，最終卻因反對曹操進爵魏公，憂鬱而卒（一說被迫飲藥）。楊修恃才放曠，只是捲入立嗣之爭，便以「漏洩言教」見殺。孔融名重天下，也只是言語觸忌，便被誅及妻子。曹操能容才，卻不容威脅、不容異議、不容任何可能動搖他權力的影子。

對照劉備與曹操，我們看見「用人」的兩種底層邏輯：一種是把人當作可以託付生死的夥伴，一種是把人當作可供驅使的工具。前者成就「君臣相得」的佳話，後者留下「功高震主」的恐懼。能聚才者未必能留才，能留才者終究贏得人心——這正是三國歸晉之前，蜀漢雖小卻始終有人死節的隱因。

三、鏡子的誕生：魏徵與唐太宗

兩百年後，大唐貞觀一朝，把「用人」推向了另一座高峰——不只要會用，還要會聽。

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，便立下規矩：皇帝不是全知全能，必須靠臣下補闕。他手下有個魏徵，本是太子建成舊臣，曾勸建成早除秦王。玄武門之變後，李世民不但沒殺他，反而問：「你當初為什麼離間我們兄弟？」魏徵坦然：「若太子早聽我的，必無今日之禍。」這樣的回答，換作多疑之主早已斬了；李世民卻賞其坦直，加以重用。

魏徵果然「以諫為業」。據《資治通鑑》所記，他前後諫諍「數百餘事」，太宗自己也說魏徵「所陳諫，前後二百餘事」。小到宮中納妃、大到征遼用兵，魏徵都敢當面駁回。他曾上〈十思疏〉，提醒皇帝居安思危：「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，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……」十條，條條指向權力最容易膨脹的弱點。

有一次，太宗得了一隻佳鷂，正抱在懷裡把玩，遠遠看見魏徵走來，慌忙把鷂塞進袖中。魏徵故意奏事不止，等到他走開，鷂早已悶死袖內。這則小故事比任何說教都生動：一個皇帝，竟怕被諫臣看見自己玩物喪志。怕，恰恰說明「鏡子」發揮了作用。

四、兼聽與偏信：一句話道破興亡

貞觀之初，太宗曾問魏徵：「人主何為而明，何為而暗？」魏徵答得斬釘截鐵：「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。」

這八個字，是千百年帝王術的濃縮。舜明目達聰，故能「闢四門、明四目、達四聰」，好壞都聽得見；相反，秦二世偏信趙高，梁武帝偏信朱異，隋煬帝偏信虞世基，結果外面已經烽煙四起，宮中還在做太平夢。魏徵點破關鍵：領導者最大的危險，不是聽不到好話，而是只聽得到好話。

「兼聽」難在哪裡？難在逆耳之言必然刺耳。魏徵的奏疏常常把太宗氣得回宮對長孫皇后說「會須殺此田舍翁」。但長孫皇后賀喜：「主明臣直，今魏徵直，由陛下之明故也。」一句話把太宗點醒。明君不是不怒，而是怒過之後，仍能分辨哪句是真、哪句是諂。

五、現代鏡鑑：組織如何聽見逆耳之言

把鏡頭拉回今天，劉備的「三顧」、曹操的「刀鋒」、太宗的「鏡子」，仍在我們身邊上演。任何團隊、公司、甚至家庭，都逃不開三個問題：

第一，你敢不敢用比自己強的人？劉備用諸葛亮，是承認「我需要你」。許多管理者寧可用庸才，也不願被能者映襯得失色——這正是組織天花板的第一道裂縫。

第二，你能容幾句難聽的話？曹操晚年眾叛親離，未必因為他才華不夠，而是身邊再無人敢說「不」。當一個組織裡只剩下點頭的人，衰敗就已經開始計時。

第三，你願不願意主動找一面鏡子？唐太宗的聰明，不在於永遠正確，而在於替自己安排了一個「專門唱反調」的位置。現代企業的獨立董事、內部稽核、匿名建言通道，本質上都是魏徵的變體——問題是，我們是真心把他們當鏡子，還是當擺設？

得人者昌，兼聽則明。這不是古人的道德說教，而是一條被無數興亡反覆驗證的生存法則：你如何對待那些比你清醒的人，決定了你能走多遠。

翻開結局，三組人物各有歸宿，恰成這條法則的註腳。劉備得諸葛亮，雖偏安一隅，卻立國有本、死後有人托孤死節；曹操終其生雄踞北方，魏國卻二世而疏、宗室猜忌，埋下司馬氏竊權的伏筆；唐太宗容魏徵，換來「貞觀之治」的盛世清名，魏徵死後太宗嘆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」。鏡子碎了，他便少了一面照見自己的窗。用人與納諫，歸根結底，是一個領導者願不願意承認：自己並非全知，而身邊那個敢說不的人，或許才是護住江山的那道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