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光曰

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，禮莫大於分，分莫大於名。何謂禮？紀綱是也；何謂分？君臣是也；何謂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

白話譯臣聽說，天子的職責，沒有比「禮」更重要的；禮之中，沒有比「分」更重要的；分之中，沒有比「名」更重要的。什麼叫做禮？就是網紀法度。什麼叫做分？就是君臣上下的名分。什麼叫做名？就是公、侯、卿、大夫這些爵位稱號。

智伯之亡也，才勝德也。夫才與德異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謂之賢，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聰察強毅之謂才，正直中和之謂德。才者，德之資也；德者，才之帥也。雲夢之竹，天下之勁也，然而不矯揉，不羽括，則不能以入堅；棠溪之金，天下之利也，然而不熔范，不砥礪，則不能以擊強。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，才德兼亡謂之愚人，德勝才謂之君子，才勝德謂之…

白話譯智伯的滅亡，是因為才能勝過了德行。才能和德行是不一樣的，可是世俗之人分辨不出來，通通稱他們為賢人，這就是他們會失去人才的緣故。所謂聰明明察、剛強果毅，叫做才；正直中道、平和溫厚，叫做德。才是德的憑藉，德是才的統帥。雲夢的竹子，是天下最強韌的，但如果不加以矯正揉曲、不加箭羽和箭括，就不能射穿堅硬的東西；棠溪的金屬，是天下最鋒利的，但如果不熔鑄成形、不磨礪刀刃，就不能擊破強敵。所以才德兼備的叫做聖人，才德皆無的叫做愚人，德勝才的叫做君子，才勝德的叫做小人。凡是選拔人才的方法，如果得不到聖人和君子，那麼與其得到小人，不如得到愚人。為什麼呢？君子挾著才能去行善，小人挾著才能去作惡。挾才行善的，善事沒有做不到的；挾才作惡的，惡事也沒有做不到的。愚人雖然想做壞事，但智慧不夠周全，力量不能勝任，就像乳狗咬人，人能夠制服它。小人的智謀足以成就他的奸詐，勇力足以決斷他的暴行，這是長了翅膀的老虎，它的危害豈能不多呢！德行是人所敬重的，才能是人所喜愛的。所喜愛的容易親近，所敬重的容易疏遠，所以考察者多被才能蒙蔽而忽略了德行。自古以來，國家的亂臣、家族的敗子，都是才有餘而德不足，以至於傾覆敗亡的很多，難道只有智伯一人嗎！所以治國治家的人，如果能夠審察才與德的區別而知道先後次序，又何必擔心失去人才呢！

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於民，民保於信。非信無以使民，非民無以守國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鄰，善爲國者不欺其民，善爲家者不欺其親。不善者反之：欺其鄰國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離心，以至於敗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，所獲不能補其所亡，豈不哀哉！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晉文公不貪伐原…

白話譯信用，是君主最寶貴的東西。國家要靠百姓來保護，百姓要靠信用來維繫。沒有信用就無法驅使百姓，沒有百姓就無法守住國家。所以古代行王道的君主不欺騙天下，行霸道的君主不欺騙鄰國，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不欺騙他的百姓，善於治家的人不欺騙他的親人。不善良的人則恰恰相反：欺騙鄰國，欺騙百姓，甚至欺騙自己的兄弟，欺騙父子。上位的人不信任下位的人，下位的人也不信任上位的人，上下離心離德，終於走向敗亡。所得到的利益，治不了所造成的傷害；所獲得的東西，補不回所損失的，這難道不悲哀嗎！從前齊桓公不背棄與曹沫的盟約，晉文公不貪圖攻打原國的利益，魏文侯不捨棄與虞人的約期，秦孝公不廢除徙木立信的賞賜。這四位君主，品德並不是純白無瑕，而商鞅尤其被認為刻薄，又處在攻伐征戰的時代，天下競逐於詐術與武力，尚且不敢忘記信用來收服百姓，何況是治理天下、追求太平的執政者呢！

子思、孟子之言，一也。夫唯仁者爲知仁義之利，不仁者不知也。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，所與言之人異故也。

白話譯子思和孟子所說的話，道理是一樣的。只有仁愛的人才懂得仁義的好處，不仁的人是不懂的。所以孟子回答梁王時，直接談仁義而不談利益，那是因為他所對話的對象不同的人緣故。

君子之養士，以爲民也。《易》曰：「聖人養賢，以及萬民。」夫賢者，其德足以敦化正俗，其才足以頓綱振紀，其明足以燭微慮遠，其強足以結仁固義。大則利天下，小則利一國。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，隆爵以尊之。養一人而及萬人者，養賢之道也。今孟嘗君之養士也，不恤智愚，不擇臧否，盜其君之祿，以立私黨，張虚譽，上以侮其君，下以蠹其民，是奸人…

白話譯君子蓄養士人，是為了百姓著想。《易經》說：「聖人蓄養賢才，進而惠及天下萬民。」所謂賢人，他的德行足以敦厚風化、端正習俗，他的才能足以整頓綱紀、振興法度，他的明察足以洞見微妙、思慮長遠，他的剛強足以凝聚仁愛、鞏固道義。往大處說可以造福天下，往小處說也能造福一國。所以君子用豐厚的俸祿使他們富裕，用崇高的爵位使他們尊貴。蓄養一個賢人而能惠及千萬百姓，這才是養賢的正道。反觀孟嘗君蓄養士人，不管聰明愚笨，不分好人壞人，盜用國君的俸祿，來建立私人的黨羽，張揚虛假的名聲，對上侮辱他的國君，對下蛀害他的百姓，這是奸人中的豪傑，哪裡值得推崇呢！《尚書》說：「紂王成了天下逃亡罪犯的窩主、聚集的淵藪。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。

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。苟其言之善也，雖懷詐諼之心，猶將用之，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！《詩》云：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」孟嘗君有焉。

白話譯孟嘗君可以說是能夠採納諫言的人了。如果說的話是對的，即使是懷著欺詐虛偽的心思，尚且還要任用他，何況是竭盡忠心、毫無私心地侍奉君主的人呢！《詩經》說：「採收葑和菲，不要因為下面的根莖不好就連根拋棄。」孟嘗君就做到了這一點。

甚哉秦之無道也，殺其父而劫其子；楚之不競也，忍其父而婚其仇！嗚呼！楚之君誠得其道，臣誠得其人，秦雖強，烏得陵之哉！善乎荀卿論之曰：「夫道，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，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仇人役。」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，是其所以危也。

白話譯秦國是多麼無道啊，殺了別人的父親（楚懷王），還要挾迫他的兒子（楚襄王）；楚國是多麼不振作啊，竟然忍心讓父親死在秦國，還跟殺父的仇人結為婚姻！唉！楚國的君主如果真能施行正道，臣子真能任用賢才，秦國雖然強大，又怎麼能欺壓它呢！荀況（荀卿）的評論說得好：「正道這東西，善於運用它，即便只有百里的土地也能夠獨立自存；不善於運用它，楚國雖有六千里疆土，卻淪為仇敵的奴役。」所以做君主的不去追求正道，而只求擁有廣大的權勢，這正是他之所以陷於危險的原因啊。

穰侯援立昭王，除其災害，薦白起為將，南取鄢、郢，東屬地於齊，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。秦益強大者，穰侯之功也。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，亦未至盡如范睢之言。若睢者，亦非能為秦忠謀，直欲得穰侯之處，故搤其吭而奪之耳。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，失舅甥之恩。要之，睢真傾危之士哉！

白話譯穰侯擁立昭王，替他除去禍害，推薦白起擔任將領，向南攻取鄢、郢，向東把土地連接到齊國，使天下諸侯都低頭臣服來侍奉秦國。秦國能夠更加強大，是穰侯的功勞啊。雖然他專權放縱、驕傲貪婪，足以招來禍患，但也還沒有到完全像范睢所說的那種地步。像范睢這種人，也不是能為秦國盡忠謀劃的，他只是想得到穰侯那個位置，所以扼住穰侯的咽喉而把權位奪了過來罷了。他這麼一搞，竟使秦王斷絕了母子的情義，失去了舅甥的恩情。總而言之，范睢真是個險詐傾覆的小人啊！

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，愛其國以及人之國，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為秦畫謀，而首欲覆其宗國，以售其言，罪固不容於死矣，烏足愍哉！

白話譯臣聽說，君子親愛自己的親人，進而推及到別人的親人；熱愛自己的國家，進而推及到別人的國家，因此才能功業顯赫、名聲美好，享有各種福分。如今（他）不為秦國謀劃，反而首先想要顛覆自己的祖國，來兜售自己的主張，這樣的罪過本就死不足惜，哪裡值得憐憫呢！

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，輕慮淺謀，挑怨速禍，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，罪孰大焉！而論者或謂之賢，豈不過哉！

白話譯燕丹不能忍受一時的忿怒，去觸犯虎狼般的秦國，思慮輕率、謀略淺薄，挑起怨恨、招致禍患，使得召公的宗廟無人祭祀、忽然斷絕，誰的罪過比他更大呢！而議論者中有人稱他為賢人，難道不是太過分了嗎！

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，然大要合從者，六國之利也。昔先王建萬國，親諸侯，使之朝聘以相交，饗宴以相樂，會盟以相結者，無他，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。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，則秦雖強暴，安得而亡之哉！夫三晉者，齊、楚之籓蔽；齊、楚者，三晉之根柢；形勢相資，表里相依。故以三晉而攻齊、楚，自絕其根柢也；以齊、楚而攻三晉，自撤其籓蔽也。…

白話譯合縱與連橫的說法雖然反覆多變，但最重要的道理是：合縱，是六國的利益所在。從前先王建立萬國，親近諸侯，讓他們透過朝聘來互相往來，透過宴飲來互相歡樂，透過會盟來互相結交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只是希望他們同心協力來保衛國家。假使六國能夠以信義互相親善，那麼秦國雖然強暴，又怎麼能夠滅亡它們呢！三晉，是齊、楚的屏障；齊、楚，是三晉的根基；形勢上互相依存，表裡相互依賴。所以用三晉去攻打齊、楚，是切斷自己的根基；用齊、楚去攻打三晉，是撤除自己的屏障。哪有撤除自己的屏障去討好盜賊，還說「盜賊會愛護我而不來攻打」的道理，這難道不荒謬嗎！

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，恬不仁不知矣。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，雖無罪見誅，能守死不貳，斯亦足稱也。

白話譯秦始皇正在毒害天下，而蒙恬卻為他效力，可見蒙恬既不仁愛也不明智。然而蒙恬深明身為人臣應盡的道義，即使無罪被殺，也能堅守節操至死不變，這也足以值得稱道了。

高祖起豐、沛以來，罔羅豪桀，招亡納叛，亦已多矣。及即帝位，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，何哉？夫進取之與守成，其勢不同。當群雄角逐之際，民無定主，來者受之，固其宜也。及貴為天子，四海之內，無不為臣；苟不明禮義以示之，使為臣者，人懷貳心以徼大利，則國家其能久安乎？是故斷以大義，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；而懷私結恩者，雖至於…

白話譯漢高祖從豐、沛起兵以來，網羅豪傑，招納逃亡和叛變的人，也已經很多了。等到他登上皇帝之位，卻只有丁公因為不忠而被殺，這是為什麼呢？進取天下和守成天下，情勢是不同的。當群雄競相爭奪的時候，百姓沒有固定的君主，誰來投靠就接納誰，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。等到他貴為天子，四海之內，無人不為他的臣子；如果不彰明禮義來昭示天下，讓當臣子的個個懷著二心去圖謀大利，那麼國家還能長久安穩嗎？因此高祖用大義來決斷，使天下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，做臣子而不忠的人沒有容身之地；而懷著私心、施恩於人者，即使到了救了自己性命的地步，仍然在道義上不能相容。殺了一個人而讓千千萬萬人感到畏懼，他考慮事情難道不是既深遠又長久嗎？子孫享有上天的福祿四百多年，是應當的啊！

夫生之有死，譬猶夜旦之必然；自古及今，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。以子房之明辨達理，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；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，其智可知也。夫功名之際，人臣之所難處。如高帝所稱者，三傑而已。淮陰誅夷，蕭何繫獄，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！故子房托於神仙，遺棄人間，等功名於外物，置榮利而不顧，所謂明哲保身者，子房有焉。

白話譯人有生就有死，就像黑夜和白天交替一樣必然；從古到今，本來就不曾有過超脫塵世而獨自長存的人。以張良那樣明察事理的見識，完全足以知道神仙之說的虛妄荒誕了；然而他想要追隨赤松子去遊仙，他的智慧就可以想見了。在功名成就的時候，是人臣最難處理的。像漢高祖所稱讚的，也不過是三傑罷了。淮陰侯（韓信）被誅殺，蕭何也曾下獄，難道不是因為他們身處盛滿之位卻不知停止嗎！所以張良假託追隨神仙，拋棄人間世事，把功名看作身外之物，將榮華利祿置之不顧，所謂明哲保身的人，張良就做到了。

張良為高帝謀臣，委以心腹，宜其知無不言；安有聞諸將謀反，必待高帝目見偶語，然後乃言之邪？蓋以高帝初得天下，數用愛憎行誅賞，或時害至公，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，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，使上無阿私之失，下無猜懼之謀，國家無虞，利及後世。若良者，可謂善諫矣。

白話譯張良是漢高帝的謀臣，被當作心腹委以重任，照理說他應當知無不言；哪裡有聽說諸將要謀反，卻一定要等高帝親眼看到將領們竊竊私語，才肯說出來的道理呢？這是因為高帝剛得到天下，屢次憑著個人的喜好厭惡來行賞罰，有時候會損害最公正的處事原則，群臣往往有怨恨不滿、自感危懼的心理，所以張良藉著這件事進獻忠言，來轉變高帝的心意，使君主沒有偏私的過失，臣下沒有猜疑恐懼的圖謀，國家因此平安無憂，利益還延及後世。像張良這樣，可以說是善於進諫了。

禮之為物大矣！用之於身，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；用之於家，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；用之於鄉，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；用之於國，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；用之於天下，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；豈直幾席之上、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！夫以高祖之明達，聞陸賈之言而稱善，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；然所以不能比肩於三代之王者，病於不學而已。當是之時，得…

白話譯禮這個東西，作用真是太大了！用在個人身上，那麼一舉一動都有法度，各種品行就都具備了；用在家庭裡，那麼內外有別，九族就和睦了；用在鄉里，那麼長幼有序，風俗教化就美好了；用在一國，那麼君臣有次序，政治就成就了；用在天下，那麼諸侯順服，綱紀就端正了；難道只是在几席之上、門戶庭院之間得到它而不混亂而已嗎！以漢高祖的明達，聽到陸賈的話就稱讚，看到叔孫通的禮儀就感嘆；然而他之所以不能和三代的王者並肩，毛病就在於不肯學習罷了。在那個時候，如果得到大儒來輔佐他，把禮交給他用來治理天下，他的功業難道就只到此為止嗎！可惜啊，叔孫通這個人的器量太小了！他只是竊取了禮的糠秕，用來迎合世俗、取悅他人、博取寵信而已，竟使先王的禮淪喪埋沒而無法振興，一直延續到今天，難道不令人痛心到了極點！所以揚子譏諷他說：「從前魯國有個大臣，史書失載了他的名字，有人說：『他是多麼偉大啊！』有人說：『叔孫通想要制定君臣的禮儀，從魾國召請先生，有兩個人是他招不來的。』有人說：『如果是這樣，那麼仲尼在諸侯間開創事業，難道不對嗎？』有人說：『仲尼開創事業，是要用來施展自己的抱負。如果委屈自己而去跟從別人，雖然有規矩準繩，又哪裡能派上用場呢！』」揚子的話說得多好啊！大儒，哪裡肯毀掉自己的規矩準繩，去趨附一時的功名利祿呢！

王者以仁義為麗，道德為威，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。天下未定，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；而顧以宮室為先，豈可謂之知所務哉！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。創業垂統之君，躬行節儉以示子孫，其末流猶入於淫靡，況示之以侈乎！乃雲「無令後世有以加」，豈不謬哉！至於孝武，卒以宮室罷敝天下，未必不由酇侯啟之也！

白話譯做君王的，應當以仁義為美，以道德為威嚴，沒聽說過靠宮室華麗來使天下人信服的。如今天下還未安定，正該克制自己、節省用度，來應付百姓的急難；卻反而把營建宮室擺在第一位，這能說他懂得什麼是當務之急嗎！從前大禹住的宮室簡陋，而夏桀卻建造傾宮。開創基業、傳給子孫的君主，應當親身實行節儉來做子孫的榜樣；這樣到了後代都還會流入奢侈靡爛，何況一開始就給他們看奢侈的例子呢！居然還說「不要讓後世有辦法超越」，這豈不是荒謬嗎！到了漢武帝，終究因為大興宮室而搞得天下疲弊，未必不是由酇侯（蕭何）開了這個頭啊！

建信侯謂冒頓殘賊，不可以仁義說，而欲與為婚姻，何前後之相違也！夫骨肉之恩，尊卑之敘，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；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！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，服則懷之以德，叛則震之以威，未聞與為婚姻也。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，奚有於婦翁！建信侯之術，固已疏矣；況魯元已為趙后，又可奪乎！

白話譯建信侯說冒頓殘忍暴虐，不能用仁義去勸說，卻想與他結為婚姻，這是怎麼前後矛盾啊！骨肉之恩、尊卑之序，只有仁義之人才能懂得；奈何想用這個來使冒頓降服呢！上古帝王治理夷狄，降服就用德行來懷柔，背叛就用威勢來震懾，沒聽說過與他們結為婚姻的。而且冒頓把他的父親看作禽獸而獵殺，怎麼會看重岳父呢！建信侯的計策，本來就已經疏漏了；何況魯元已經做了趙后，又怎麼能奪走呢！

高祖驕以失臣，貫高狠以亡君。使貫高謀逆者，高祖之過也；使張敖亡國者，貫高之罪也。

白話譯漢高祖因為驕傲而失去臣下，貫高因為狠毒而害了君主。促使貫高謀反的，是高祖的過錯；使張敖亡國的，是貫高的罪過。

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，與高祖起漢中，定三秦，遂分兵以北，禽魏，取代，僕趙，脅燕，東擊齊而有之，南滅楚垓下，漢之所以得天下者，大抵皆信之功也。觀其距蒯徹之說，迎高祖於陳，豈有反心哉？良由失職怏怏，遂陷悖逆。夫以盧綰里閈舊恩，猶南面王燕，信乃以列侯奉朝請，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？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，言負則有之；雖然，信…

白話譯世人中有認為韓信首創大計，與漢高祖從漢中起步，平定三秦，接著分兵北上，擒獲魏國，攻取代國，擊破趙國，威脅燕國，向東攻打齊國並佔領它，向南在垓下消滅楚國，漢朝之所以能得到天下，大致上都是韓信的功勞。看他拒絕蒯徹的游說，到陳地迎接漢高祖，難道有反叛之心嗎？實在是因為失去職位而心中鬱鬱不樂，才陷於悖逆。以盧綰那種鄉里舊日的恩情，還能南面稱王於燕地，而韓信卻只以列侯的身分奉朝請，這難道不是漢高祖也有虧待韓信的地方嗎？我認為漢高祖用詐謀在陳地擒獲韓信，說他有虧待則是有的；雖然如此，韓信自己也有招致這種下場的原因。當初，漢與楚在滎陽相持，韓信消滅齊國，不回報就自己稱王；其後漢追擊楚到固陵，與韓信約定共同攻打楚，而韓信卻不來。在那個時候，漢高祖本來就已經有了收拾韓信的心思，只是力量還做不到罷了。等到天下已經平定，那韓信還能依仗什麼呢？趁著時機去謀取利益，這是市井小人的志向；酬謝功勞、報答恩德，這是士君子的用心。韓信用市井小人的心思來為自己謀利，卻用君子的標準去期望別人，這不是太難了嗎？所以太史公評論他說：「假使韓信能夠學習道義、謙虛退讓，不誇耀自己的功勞，不驕矜自己的才能，那麼差不多可以了吧？他對漢朝的功勳，可以與周公、召公、太公這些人相比，後世也能享受祭祀了！他不肯走這條路，而天下已經安定，卻去圖謀反叛；以致誅滅宗族，這不是應當的嗎？」

為人子者，父母有過則諫；諫而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。安有守高祖之業，為天下之主，不忍母之殘酷，遂棄國家而不恤，縱酒色以傷生？若孝惠者，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。

白話譯做兒子的，父母有過錯就應該勸諫；勸諫了卻不聽，就哭泣著跟隨在旁邊。哪裡有守著高祖的基業，身為天下君主，卻因為不忍心母親的殘酷，就拋棄國家而不管，放縱酒色來傷害自己生命的道理？像孝惠帝這樣的人，可以說是拘泥於小仁小義，而不懂得大道理啊。

過者，人之所必不免也，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。古之聖王，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，故設誹謗之木，置敢諫之鼓，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！是以仲虺美成湯曰：「改過不吝。」傅說戒高宗曰：「無恥過作非。」由是觀之，則為人君者，固不以無過為賢，而以改過為美也。今叔孫通諫孝惠，乃雲「人主無過舉」，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，豈不繆哉！

白話譯犯錯誤，是人所必然不能免的，只有聖賢才能知道並改正它。古代的聖明君主，擔心自己有過錯卻不能自知，所以設立誹謗之木，設置敢諫之鼓，難道是害怕百姓聽到自己的過錯嗎！因此仲虺稱美成湯說：「改正過錯毫不吝惜。」傅說告誡高宗說：「不要以有過為恥而文過飾非。」由此看來，為人君的，本來就不該以沒有過錯為賢明，而應該以能改正過錯為美善。如今叔孫通勸諫孝惠帝，竟然說「人主沒有錯誤的舉動」，這是教人君掩飾過錯、一錯再錯啊，豈不是謬誤嗎！

李德裕以為：「漢文帝誅薄昭，斷則明矣，於義則未安也。秦康送晉文，興如存之感；況太后尚存，唯一弟薄昭，斷之不疑，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。」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，惟善持法者，親疏如一，無所不行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。夫薄昭雖素稱長者，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；驕而犯上，至於殺漢使者，非有恃而然乎！若又從而赦之，則與成、哀…

白話譯李德裕認為：「漢文帝誅殺薄昭，處斷上確實是明斷的，但在道義上卻不太妥當。當年秦康公送晉文公回國，還興起『好像他仍在世』的感傷；何況太后還活著，薄昭是她唯一的弟弟，文帝卻毫不猶豫地殺了他，這實在不是安慰母親之心的做法。」我（臣司馬光）愚見以為，法律是天下公共的準繩，只有善於執法的人，才能對親近和疏遠的人一視同仁，無處不貫徹，那麼人們就不敢有所仗恃而觸犯法律。薄昭雖然一向被稱為忠厚長者，但文帝不為他安排賢良的師傅，反而任用他掌管兵權；他驕縱而冒犯君上，甚至殺了漢朝的使者，這難道不是有所仗恃才這樣做的嗎！如果再順從而赦免他，那跟漢成帝、漢哀帝的時代又有什麼不同呢！魏文帝曹丕曾經稱讚漢文帝的美德，卻不認同他殺薄昭的做法，說：「外戚舅家，只應當用恩惠來養育，而不該把權力借給他們，既然觸犯了罪法，又不得不加以誅害。」魏文帝是譏諷文帝當初沒有防範約束薄昭，這話說得很中肯。既然如此，想要安慰母親之心的人，應當在事情一開始就謹慎對待吧！

《易》曰：「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」言治眾而不用法，無不凶也。李廣之將，使人人自便。以廣之材，如此焉可也；然不可以為法。何則？其繼者難也，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！夫小人之情，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，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，且將仇其上而不服。然則簡易之害，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。故曰「兵事以嚴終」，為將者，亦嚴而已矣。然…

白話譯《易經》說：「出兵要有紀律，否則即使善也會有凶險。」這是說治理眾人而不用法度，沒有不凶險的。李廣帶兵，讓每個人都隨自己的方便。以李廣的才幹，這樣做還可以；然而不可以作為法則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繼承他的人很難做到，何況是和他同時代而做將領的呢！小人的性情，喜歡安逸放縱而看不清眼前的禍患，他們既然認為程不識煩瑣擾人而樂於跟從李廣，而且還會仇恨他們的上級而不肯服從。既然如此，那麼簡易治軍的害處，就不只是李廣的軍隊無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而已了。所以說「軍事以嚴整為終」，做將領的，也就是講求嚴整罷了。既然如此，那麼效法程不識，雖然沒有功勞，還不至於失敗；效法李廣，很少有不覆滅死亡的啊！

武帝欲侯寵姬李氏，而使廣利將兵伐宛，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，不欲負高帝之約也。夫軍旅大事，國之安危、民之死生系焉。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，欲徼幸咫尺之功，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，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。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，無見於置將；謂之能守先帝之約，臣曰過矣。

白話譯漢武帝想封他寵愛的李夫人為侯，於是派李廣利帶兵去攻打大宛，他的意思是：沒有功勞就不能封侯，所以不想違背漢高帝「非功不侯」的約定。然而用兵是大事，國家的安危、百姓的生死都繫於此。如果不論賢愚就把兵權交給他，只求僥倖立下一點點功勞，藉此做個名目來偏愛自己寵幸的人，那還不如直接無功封侯來得好。由此看來，武帝在封侯這件事上算是有見識，在任用將領這件事上卻沒有見識；說他能遵守先帝的約定，臣以為太過了。

為人君者，動靜舉措不可不慎，發於中必形於外，天下無不知之。當是時也，皇后、太子皆無恙，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，非名也。是以奸人逆探上意，知其奇愛少子，欲以為嗣，遂有危皇后、太子之心，卒成巫蠱之禍，悲夫！

白話譯做君主的，一舉一動不可不謹慎，由內心發出必然表現於外，天下沒有不知道的。在那個時候，皇后、太子都安然無恙，卻把鉤弋的門命名為「堯母」，這不是合宜的名分。因此奸人逆料揣測皇上的心意，知道皇上特別寵愛小兒子，想立他為繼承人，於是產生了危害皇后、太子的心思，終於釀成了巫蠱之禍，可悲啊！

古之明王教養太子，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，以為保傅、師友，使朝夕與之遊處。左右前後無非正人，出入起居無非正道，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，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，從其所好。夫正直難親，諂諛易合，此固中人之常情，宜太子之不終也！

白話譯古代賢明的君主教育培養太子，為他挑選端正方直、敦厚善良的人，作為保傅、師友，讓太子從早到晚和他們相處。身邊前後都是正派的人，出入起居都合乎正道，然而還是有放縱邪僻、因而陷於禍敗的，如今卻讓太子自己去結交賓客，順從他的喜好。正直的人難以親近，諂媚的人容易投合，這本來是一般人的常情，太子不得善終也就很自然了！

天下信未嘗無士也！武帝好四夷之功，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，闢土廣地，無不如意。及後息民重農，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，民亦被其利。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，而士輒應之，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、周之治，其無三代之臣乎！

白話譯天下實在不是沒有人才啊！武帝喜愛開拓四方夷狄的功業，於是勇猛銳氣、輕視死亡的人才就充滿了朝廷，開闢疆土、擴展領地，沒有不稱心如意的。到了後來休養百姓、重視農業，而趙過那一類人教導百姓耕田種植，百姓也都受到他的好處。這同一個君主，愛好迥然不同，而人才就隨之回應他。假使武帝能兼有三代聖王的器量，來興起商、周那樣的治世，那難道會沒有三代那樣的臣子嗎！

孝武窮奢極欲，繁刑重斂，內侈宮室，外事四夷，信惑神怪，巡遊無度，使百姓疲敝，起為盜賊，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。然秦以之亡，漢以之興者，孝武能尊先王之道，知所統守，受忠直之言，惡人欺蔽，好賢不倦，誅賞嚴明，晚而改過，顧托得人，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！

白話譯孝武帝窮奢極欲，刑罰繁苛、賦稅沉重，在內宮室奢侈，對外征伐四方各族，迷信神怪，巡遊沒有節制，使得百姓疲憊困頓，起來做盜賊，他跟秦始皇的差別，實在沒有多少。然而秦朝因此滅亡，漢朝卻因此興盛，這是因為孝武帝能夠尊崇先王之道，懂得該堅守的原則，接受忠直的言論，厭惡被人欺瞞蒙蔽，愛好賢才不知疲倦，誅殺與獎賞嚴明，晚年能夠改正過錯，臨終託付得人，這就是他雖有亡秦的過失，卻免除了亡秦的災禍的原因啊！

王者之於戎狄，叛則討之，服則捨之。今樓蘭王既服其罪，又從而誅之，後有叛者，不可得而懷矣。必以為有罪而討之，則宜陳師鞠旅，明致其罰。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，後有奉使諸國者，復可信乎！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，不亦可羞哉！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，過矣！

白話譯王者對待戎狄，背叛就討伐他，順服就放過他。如今樓蘭王已經認罪順服，卻又跟著把他殺了，以後再有背叛的人，就無法使他們歸順了。如果一定要認為他有罪而討伐他，那就應該陳列軍隊、誓告將士，公開地施加懲罰。如今卻派遣使者用金錢財物引誘而殺了他，以後再有出使各國的使者，還能讓人相信嗎！況且以大漢這樣的強盛，卻對蠻夷使用盜賊般的計謀，不也是可恥嗎！議論的人有的稱讚傅介子以為建立了奇功，這就錯了！

霍光之輔漢室，可謂忠矣；然卒不能庇其宗，何也？夫威福者，人君之器也。人臣執之，久而不歸，鮮不及矣。以孝昭之明，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，固可以親政矣，況孝宣十九即位，聰明剛毅，知民疾苦，而光久專大柄，不知避去，多置私黨，充塞朝廷，使人主蓄憤於上，吏民積怨於下，切齒側目，待時而發，其得免於身幸矣，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！雖然，向使…

白話譯霍光輔佐漢室，可以說是忠誠的了；然而最終卻不能保全他的宗族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威嚴與賞罰，是君主特有的權柄。做臣子的執掌了它，長久不肯歸還，很少有不遭殃的。以漢昭帝的明察，十四歲就能識破上官桀的詐偽，本來就可以親自執政了，何況漢宣帝十九歲即位，聰明剛毅，了解百姓的疾苦，而霍光卻長期獨攬大權，不知道退避，又大量安插私黨，充斥朝廷，使得君主在上有積憤，官吏百姓在下有積怨，大家咬牙切齒、側目而視，等待時機發作，他自身能夠免禍已經算是幸運了，何況子孫還用驕奢放縱去自取滅亡呢！雖然如此，假使當初漢宣帝只用自己的俸祿和賞賜來使霍光的子孫富足，讓他們享用大縣的租稅、參加朝會請安，也就足以報答霍光的厚德了；卻又委任他們政事，授予他們兵權，等到事情叢生、嫌隙積累，才更加裁削剝奪，終於導致他們心生怨恨恐懼而圖謀邪惡，這難道只是霍氏自己招來的禍患嗎？也是漢宣帝慢慢醞釀促成啊。從前鬬椒在楚國作亂，楚莊王滅了他的家族，卻赦免了箴尹克黃，認為如果子文絕了後代，還拿什麼來勸人為善。以霍顯、霍禹、霍雲、霍山的罪過，雖然應當被滅族，但霍光的忠勳卻不能不祭祀；竟使得霍家連一個活口都沒有，漢宣帝也未免太寡恩了！

以孝宣之明，魏相、丙吉為丞相，于定國為廷尉，而趙、蓋、韓、楊之死皆不厭眾心，惜哉，其為善政之累大矣！《周官》司寇之法，有議賢、議能。若廣漢、延壽之治民，可不謂能乎！寬饒、惲之剛直，可不謂賢乎！然則雖有死罪，猶將宥之，況罪不足以死乎！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。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，望之激之也。上不之察，而延壽獨蒙其辜，…

白話譯以漢宣帝的明察，魏相、丙吉做丞相，于定國做廷尉，而趙、蓋、韓、楊的死，都不滿足眾人的心，可惜啊，這對善政的損害太大了！《周官》司寇的法，有「議賢」、「議能」的規定。像趙廣漢、韓延壽治理百姓，能說不是能臣嗎！蓋寬饒、楊惲的剛直，能說不是賢人嗎！既然如此，那麼即使有死罪，還應當寬恕他們，何況他們的罪還不致死呢！揚子認為韓馮翊控告蕭望之，是臣下的自失。那使韓延壽冒犯上級的，是蕭望之激怒他的。皇上没有察明這一點，而韓延壽卻獨自蒙受冤屈，不是太過分了嗎！

王霸無異道。昔三代之隆，禮樂、征伐自天子出，則謂之王。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，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，則謂之霸。其所以行之也，皆本仁祖義，任賢使能，賞善罰惡，禁暴誅亂。顧名位有尊卑，德澤有深淺，功業有鉅細，政令有廣狹耳，非若白黑、甘苦之相反也。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，由人主之不為，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。…

白話譯王道和霸道並不是兩條不同的路子。從前夏、商、周三代興盛的時候，禮樂和征伐都由天子決定，這就叫做王道。等到天子衰微、管不住諸侯，而有諸侯能率領同他友好的國家一起去討伐不順從王室的國家、來尊崇周王室，這就叫做霸道。無論行王道或霸道，根本上都是本於仁、取法於義，任用賢能，獎賞善行、懲罰惡行，禁止暴行、誅除亂賊。只不過名分地位有尊卑之別，恩德教化有深淺之差，功業有大小之分，政令有寬窄之異罷了，並不像黑白、甘苦那樣完全相反。漢朝之所以不能恢復三代的治世，是因為做君主的不去實行，並不是先王的道理在後世就行不通。儒者之中，有君子，也有小人。那些庸俗的儒生，的確不值得和他們一起治國；但難道不能去找真正的儒者來任用嗎？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、伊尹、周公、孔子，都是大儒，假使漢朝能得到並任用他們，功業哪裡會只到這個地步呢！漢宣帝說太子懦弱、不能自立，不懂治國的道理，將來一定會敗壞漢家天下，這還說得過去；卻說王道行不通、儒者不能任用，這豈不是太過分了嗎！這實在不是用來教導子孫、為後世留下法度的做法。

忠臣之事君也，責其所難，則其易者不勞而正；補其所短，則其長者不勸而遂。孝元踐位之初，虛心以問禹，禹宜先其所急，後其所緩。然則優遊不斷，讒佞用權，當時之大患也，而禹不以為言；恭謹節儉，孝元之素志也，而禹孜孜而言之，何哉！使禹之智足不以知，烏得為賢！知而不言，為罪愈大矣！

白話譯忠臣侍奉君主，要求他做困難的事，那麼容易的事不用費力就能端正；補救他的短處，那麼他的長處不用勸勉就能達成。孝元帝即位之初，虛心向禹請教，禹應當先談緊急的事，後談和緩的事。然而優柔寡斷、讒佞掌權，是當時的大患，禹卻不說；恭謹節儉，是孝元帝素來的志向，禹卻孜孜不倦地說它，這是為什麼呢！假使禹的智慧不足以知道這些，怎麼能算賢人！知道卻不說，罪過就更大了！

甚矣孝元之為君，易欺而難寤也！夫恭、顯之譖訴望之，其邪說詭計，誠有所不能辨也。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，恭、顯以為必無憂。已而果自殺，則恭、顯之欺亦明矣。在中智之君，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！孝元則不然。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，而終不能誅恭、顯，才得其免冠謝而已。如此，則奸臣安所懲乎！是使恭、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。

白話譯孝元帝做君主，真是太容易被欺騙而難以覺悟了！弘恭、石顯誣陷蕭望之，那些邪說詭計，誠然有些是難以分辨的。至於當初懷疑蕭望之不肯入獄，弘恭、石顯卻認為他一定沒有憂慮。不久蕭望之果然自殺，那麼弘恭、石顯的欺騙也就很清楚了。換作是中等的聰明君主，誰不會為之感動奮發，去懲罰那些奸邪之臣！孝元帝卻不是這樣。他雖然流淚不吃飯，為蕭望之的死感到悲傷，卻終究不能誅殺弘恭、石顯，只不過讓他們免冠謝罪就算了。這樣一來，奸臣還有什麼可懲戒的呢！這正是讓弘恭、石顯得以放縱他們的邪心，而再沒有顧忌畏懼的原因啊。

諸葛豐之於堪、猛，前譽而後毀，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，欲比周求進而已矣。斯亦鄭朋、楊興之流，烏在其為剛直哉！人君者，察美惡，辨是非，賞以勸善，罰以懲奸，所以為治也。使豐言得實，則豐不當絀；若其誣罔，則堪、猛何辜焉！今兩責而俱棄之，則美惡、是非果安在哉！

白話譯諸葛豐對於堪和猛，先是稱譽而後又毀謗，他的用心並不是為了朝廷舉薦善人、除去奸惡，只不過是想結黨營私、求取進升罷了。這也是鄭朋、楊興那一類的人物，哪裡稱得上剛正耿直呢！做君主的，考察美惡，辨別是非，用賞賜來鼓勵善行，用懲罰來警戒奸惡，這才是治理國家的辦法。假使諸葛豐說的是實情，那他就該不該被貶黜；如果是誣陷欺罔，那堪和猛又有什麼罪過呢！現在兩方面都責備而一起拋棄，那麼美惡、是非到底在哪裡呢！

君子以正攻邪，猶懼不克。況捐之以邪攻邪，其能免乎！

白話譯君子用正道去攻擊邪惡，還怕不能取勝。何況是拋棄正道、用邪惡去攻擊邪惡，那能免於禍患嗎！

人君之德不明，則臣下雖欲竭忠，何自而入乎！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，可謂明白切至矣，而終不能寤，悲夫！《詩》曰：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匪手攜之，言示之事。」又曰：「誨爾諄諄，聽我藐藐。」孝元之謂矣！

白話譯人君的德行如果不明，那麼臣下即使想要竭盡忠心，又能從哪裡進言呢！看京房用來使孝元帝明白的話，可以說是清楚明白、懇切至極了，然而孝元帝始終不能醒悟，可悲啊！《詩經》說：「不但當面教導他，還提著他的耳朵叮囑。不但用手拉著他，還指點他事情該怎麼做。」又說：「我教誨你時諄諄善誘，你聽我的話卻漠不關心。」這說的就是孝元帝啊！

晏嬰有言：「天命不慆，不貳其命。」禍福之至，安可移乎！昔楚昭王、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，曰：「移腹心之疾，寘諸股肱，何益也！」藉其災可移，仁君猶不肯為，況不可乎！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，以當大變，是誣天也；方進有罪當刑，隱其誅而厚其葬，是誣人也；孝成欲誣天、人而卒無所益，可謂不知命矣。

白話譯晏嬰有句話說：「天命不可疑，不能改變它的旨意。」禍福的到來，怎麼能夠轉移呢！從前楚昭王、宋景公不忍心把災禍轉嫁給臣下，說：「把腹心的病痛，移到大腿手臂上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！」就算災禍可以轉移，仁德的君主尚且不肯這樣做，何況本來就不可轉移呢！假使翟方進的罪過還不到死的地步，卻把他殺了來應付巨大的災變，這是欺騙上天；假使翟方進有罪該受刑，卻隱瞞他的被誅而厚葬他，這是欺騙世人；漢成帝想要欺騙天和人都終究毫無益處，可以說是不懂得天命了。

孔子稱「舉善而教，不能則勸」，是以舜舉皋陶，湯舉伊尹，而不仁者遠，有德故也。光武即位之初，群雄競逐，四海鼎沸，彼摧堅陷敵之人，權略詭辯之士，方見重於世，而獨能取忠厚之臣，旌循良之吏，拔於草萊之中，實諸群公之首，宜其光復舊物，享祚久長，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。

白話譯孔子說「舉薦善人而加以教化，不能的也會勉力向善」，所以舜舉薦皋陶，湯舉薦伊尹，而不仁的人就遠去了，這是有德的緣故。光武即位之初，群雄競相追逐，四海鼎沸，那些摧堅陷敵的人、權謀詭辯之士，正被世人所看重，而他偏偏能夠選取忠厚的臣子，表彰循理良善的官吏，從草野之中把他們提拔出來，放在眾公卿的首位，他能夠光復舊有的基業、享國久長，大概是由於知道什麼是當務之急而把握住了本原的緣故啊。

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：「舖時繹思，我徂惟求定。」言王者之兵志，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。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，用是道也。豈不美哉！

白話譯從前周人歌頌周武王的德行說：「布陳這威德，我前往征伐只求天下安定。」意思是說，王者用兵的心意，不過是宣揚威德、安定百姓罷了。看光武帝之所以能取得關中，用的就是這個道理。這豈不是很美好嗎！

昔高宗命說曰：「若藥弗瞑眩，厥疾弗瘳。」夫切直之言，非人臣之利，乃國家之福也。是以人君夙夜求之，唯懼弗得聞。惜乎，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，豈不為仁明之累哉！

白話譯從前高宗命令傅說說：「如果藥不使人昏眩，那病就治不好。」懇切直率的話，不是臣子的利益，而是國家的福分。所以君主日夜尋求，只怕聽不到。可惜啊，在光武帝的時代，韓歆卻因為直諫而死，這難道不是仁明之君的拖累嗎！

人臣之罪，莫大於欺罔，是以明君疾之。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，善矣；然卒不能罪憲，則奸臣安所懲哉！夫人主之於臣下，患在不知其奸，苟或知之而復赦之，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。何以言之？彼或為奸而上不之知，猶有所畏；既知而不能討，彼知其不足畏也，則放縱而無所顧矣！是故知善而不能用，知惡而不能去，人主之深戒也。

白話譯做臣子的罪過，沒有比欺騙蒙蔽更大的了，所以賢明的君主痛恨這種行為。漢章帝說竇憲和指鹿為馬有什麼不同，說得好；然而終究不能治竇憲的罪，那麼奸臣還有什麼可懲戒的呢！君主對待臣下，怕的是不知道他的姦邪；如果已經知道了卻又赦免他，那就還不如不知道來得好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那人若做姦邪之事而上頭不知道，心裡還有所畏懼；既然已經知道卻不能討伐懲治，他就知道君主並不可怕，於是放縱無所顧忌了！所以知道是好人卻不能用，知道是壞人卻不能除去，這是君主最該深深警惕的。

古之君子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隱。隱非君子之所欲也。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，故深藏以避之。王者舉逸民，揚仄陋，固為其有益於國家，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。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，智能足以庇民，被褐懷玉，深藏不市，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，屈體以下之，虛心以訪之，克己以從之，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，功烈格於上下。蓋取其道不取…

白話譯古代的君子，國家有道就出來做官，國家無道就隱居。隱居並不是君子所願意的。因為沒有人了解自己，而正道又無法推行，群邪一起相處而禍害將要降到自己身上，所以才深自隱藏來避開。王者舉用隱逸的賢民，提拔微賤的人才，本來是因為他們對國家有益處，而不是為了順從世俗的耳目。所以，如果有道德足以尊崇君主，智能足以庇護百姓，卻身披粗衣、懷抱美玉，深藏不露、不事炫耀，那麼王者就應當盡禮去招致他，屈身去禮待他，虛心去請教他，克制自己去順從他，這樣之後才能把恩澤施及四方，功業通達於上下。大抵是取他的道，而不取他這個人；務求實際，而不務求虛名。

成帝不能選任賢俊，委政舅家，可謂暗矣；猶知王立之不材，棄而不用。順帝援大柄，授之後族，梁冀頑嚚凶暴，著於平昔，而使之繼父之位，終於悖逆，蕩覆漢室；校於成帝，暗又甚焉！

白話譯成帝不能選拔任用賢能俊才，把政事委託給舅家，可以說是昏庸了；但他還知道王立不成材，棄而不用。順帝把大權交給外戚，梁冀頑固愚昧、凶狠暴虐，平日裡就很有惡名，卻讓他繼承父親的職位，終於悖逆作亂，傾覆了漢室；和成帝相比，順帝的昏庸又更厲害了！

書稱：「天地，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但聰明，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」夫蠻夷戎狄，氣類雖殊，其就利避害，樂生惡死，亦與人同耳。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，失其道則離叛侵擾，固其宜也。是以先王之政，叛則討之，服則懷之，處之四裔，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。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，不分臧否，不辨去來，悉艾殺之，豈作民父母之意哉！且夫羌之所以…

白話譯《尚書》說：「天地是萬物的父母，只有人是萬物之靈。只要有聰明，就可以作天子，天子作百姓的父母。」那蠻夷戎狄，氣質種類雖然不同，但他們趨利避害、樂生惡死，也和常人一樣罷了。治理他們得其方法，就會歸附順從；失其方法，就會離叛侵擾，本來就是應當的。所以先王的施政，背叛就討伐他，順服就安撫他，把他們安置在四方邊遠之地，不讓他們擾亂禮義之邦罷了。如果把他們看作草木禽獸，不分善惡，不辨去留，全部屠殺，難道是作百姓父母的心意嗎！況且羌人之所以反叛，是被郡縣官吏侵奪冤屈的緣故；反叛了卻不立即誅討，是將帥不稱職的緣故。假如派優良的將領把他們驅逐到塞外，選擇好的官吏去治理他們，那他們就是守衛邊疆的臣屬了，豈能專門以多殺人為痛快呢！治理他們不得其道，即使是華夏的百姓，也會蜂擁而起成為盜寇，又怎麼能全部誅殺呢！既然如此，那麼段紀明（段熲）作為將領，雖然取勝有功，也是君子所不贊同的。

天下有道，君子揚於王庭，以正小人之罪，而莫敢不服；天下無道，君子囊括不言，以避小人之禍，而猶或不免。黨人生昏亂之世，不在其位，四海橫流，而欲以口舌救之，臧否人物，激濁揚清，撩虺蛇之頭，踐虎狼之屬，以至身被淫刑，禍及朋友，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，不亦悲乎！夫唯郭泰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申屠蟠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卓乎其不可及已！

白話譯天下政治清明的時候，君子在朝廷上揚名顯身，來糾正小人的罪過，而沒有人敢不服；天下政治昏暗的時候，君子把才學像裝在袋子裡一樣不吭聲，用來躲避小人的禍害，卻仍然有時免不了災禍。黨錮之禍中的名士們生在昏亂的世代，又不在官位上，天下大亂、四海橫流，卻想用口舌來挽救，評論人物優劣，激濁揚清，這無異於去撩撥毒蛇的頭、踩踏虎狼之類，以致自身遭受酷刑，禍殃連累朋友，讀書人一類被消滅殆盡，而國家也隨著滅亡，豈不悲哀嗎！只有郭泰既明察又通達，得以保全自身，申屠蟠見到苗頭就行動，不必等到一天結束，他們的卓越實在是常人趕不上的啊！

《易》稱「勞謙君子有終吉」，士孫瑞有功不伐，以保其身，可不謂之智乎！

白話譯《易經》說「勤勞而謙遜的君子會有好的結局」，士孫瑞有功勞卻不自我誇耀，用來保全自身，能說他不是有智慧嗎！

孔子之言仁也重矣，自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門人之高第，令尹子文、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，皆不足以當之，而獨稱管仲之仁，豈非以其輔佐齊桓，大濟生民乎！齊桓之行若狗彘，管仲不羞而相之，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，漢末大亂，群生塗炭，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。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！齊桓之時，周室雖衰，未若建安之初也。建安之初，四…

白話譯孔子談到「仁」的標準是很高的，像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這些門下最傑出的弟子，像令尹子文、陳文子這些諸侯國裡賢明的大夫，都還不夠資格稱得上仁，孔子卻偏偏稱許管仲是仁，這豈不是因為他輔佐齊桓公、大大地拯救了百姓嗎！齊桓公的行為像豬狗一樣卑劣，管仲卻不以做他的宰相為恥，他的心意大概是認為：如果沒有桓公，百姓就得不到拯救。漢末大亂，眾生陷於苦難，若不是超凡出世的才幹，是沒法拯救的。那麼荀彧除了侍奉魏武帝（曹操），還能去侍奉誰呢！齊桓公的時候，周王室雖然衰微，還不像建安初年那麼糟。建安初年，天下崩壞，一寸土地、一個百姓，都已經不屬於漢朝。荀彧輔佐魏武帝而使他興起，舉用賢才、任用能人，訓練士卒、磨礪兵甲，決斷機宜、發布策略，出征討伐無不取勝，終於能由弱轉強、化亂為治，占據天下十分之八，他的功勞哪裡在管仲之下呢！管仲沒有為公子糾而死，而荀彧卻為漢室而死，他的仁又排在管仲前面了！可是杜牧卻認為：「荀彧勸魏武帝取兗州，就把他比做漢高帝、光武帝；官渡之戰不讓他回許都，就把他比做楚漢相爭；等到事情成功、功業告成，卻想在漢朝留下美名，就好比教小偷挖牆開櫃，卻不肯跟他一起搬贓，這能不算小偷嗎？」臣以為，孔子說過「文勝質則史」，凡是寫史書的人記錄別人的話，一定會加以文飾。那麼把魏武帝比做高帝、光帝、楚漢的人，是史官的文飾之辭，哪裡全是荀彧嘴裡說的話呢！拿這個來貶低荀彧，不是他的罪過。再說，假使魏武帝做了皇帝，那麼荀彧就是佐命首功，可以跟蕭何同受賞賜；荀彧不貪圖這個好處，反而寧可殺身來求取名聲，這難道是人之常情嗎！

教化，國家之急務也，而俗吏慢之；風俗，天下之大事也，而庸君忽之。夫惟明智君子，深識長慮，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。光武遭漢中衰，群雄糜沸，奮起布衣，紹恢前緒，征伐四方，日不暇給，乃能敦尚經術，賓延儒雅，開廣學校，修明禮樂。武功既成，文德亦洽。繼以孝明、孝章，遹追先志，臨雍拜老，橫經問道。自公卿、大夫至於郡縣之吏，鹹…

白話譯教化，是國家的急務，而俗吏卻怠慢它；風俗，是天下的大事，而庸君卻忽視它。只有明智的君子，深識遠慮，然後才知道它的益處廣大而收功長遠。光武帝遭遇漢朝中衰，群雄沸騰，從平民奮起，繼承恢復前人的事業，征伐四方，日不暇給，卻還能敦尚經術，禮聘儒雅，廣開學校，修明禮樂。武功既成，文德也和洽。接著是孝明帝、孝章帝，遵循先帝之志，親臨辟雍拜見老者，橫持經卷請問道義。從公卿、大夫到郡縣的官吏，都選用通曉經術、品行修潔的人，虎賁衛士都學習《孝經》，匈奴的子弟也遊學太學，因此教化立於上，風俗成於下。那些忠厚清修的士人，豈止受到士大夫的尊重，也受到民眾的仰慕。愚鄙污穢的人，豈止不被朝廷容納，也被鄉里所拋棄。自從三代滅亡以後，風俗教化之美，沒有像東漢那樣興盛的。到了孝和帝以後，貴戚擅權，嬖倖用事，賞罰無章，賄賂公行，賢愚混淆，是非顛倒，可以說是亂了。然而還能綿延不至於滅亡，是因為上有公卿、大夫如袁安、楊震、李固、杜喬、陳蕃、李膺之流當面引爭，用公義來扶持危局；下有平民之士如符融、郭泰、范滂、許邵之流，立私論來挽救敗亡。所以政治雖然污濁而風俗不衰，以至於有人冒犯斧鉞、倒斃在前面，而忠義奮發、繼起於後，接踵就戮、視死如歸。這豈只是這幾個人的賢能嗎，也是光武、明、章留下來的教化啊！在那個時候，如果有明君興起而振興它，那麼漢室的國祚還不可限量。不幸承繼衰頹敗壞之餘，再加上桓帝、靈帝的昏庸暴虐：保養奸回，超過骨肉；殲滅忠良，甚於寇讎；積聚多士的憤恨，蓄積四海的怒氣。於是何進召來外兵，董卓乘隙而動，袁紹之流從而構難，終於使天子流離，宗廟化為丘墟，王室傾覆，眾民塗炭，天命隕絕，不可再救。然而州郡擁兵專地的人，雖然互相吞噬，還未嘗不以尊漢為辭。以魏武帝的暴戾強橫，加上對天下有大功，他懷有篡逆之心已經很久了，乃至到死不敢廢漢而自立，難道是他心裡不想嗎？還是畏懼名義而自我抑制啊。由此看來，教化怎麼可以怠慢，風俗怎麼可以忽視啊！

天生烝民，其勢不能自治，必相與戴君以治之。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，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，斯可謂之君矣。是以三代之前，海內諸侯，何啻萬國，有民人、社稷者，通謂之君。合萬國而君之，立法度，班號令，而天下莫敢違者，乃謂之王。王德既衰，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，則謂之霸。故自古天下無道，諸侯力爭，或曠世無王者，固亦多矣。秦焚書…

白話譯上天降生眾多百姓，照情勢看他們不能自己治理自己，必定要共同擁戴一位君主來治理。如果能禁止暴行、除去禍害以保全百姓的性命，獎賞好人、懲罰惡人使社會不至於混亂，這就可以稱之為君主了。所以在三代之前，海內的諸侯，何止上萬個國家，只要有人民、有社稷的，通通稱之為君。統合萬國而做他們的君主，訂立法度，頒布號令，而天下沒有人敢違抗的，才稱之為王。王道德行衰微之後，強大的國家能夠率領諸侯來尊崇天子的，就稱之為霸。所以自古以來天下無道、諸侯用力相爭的時候，有的長久沒有王者，本來也是常有的事。秦國焚書坑儒，漢朝興起，學者才開始推演五德相生相勝之說，把秦視為閏位，排在木德與火德之間，是霸業而非王業，於是正統與閏統的議論就興起了。等到漢室傾覆，三國鼎立。晉朝失去統治，五胡紛亂擾攘。宋、魏以來，南北分別治理，各有各的國史，互相排斥貶低，南朝稱北朝為索虜，北朝稱南朝為島夷。

于禁將數萬眾，敗不能死，生降於敵，既而復歸。文帝廢之可也，殺之可也，乃畫陵屋以辱之，斯為不君矣！

白話譯于禁率領數萬大軍，戰敗後不能殉國，活著投降了敵人，不久之後又回來了。魏文帝廢黜他是可以的，殺了他也是可以的，卻在陵墓的屋子上畫畫來羞辱他，這就不成為君主了！

為治之要，莫先於用人，而知人之道，聖賢所難也。是故求之於毀譽，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；考之於功狀，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。要之，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。為人上者至公至明，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，無所復逃矣。苟為不公不明，則考課之法，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。何以言之？公明者，心也；功狀者，跡也。己之心不能治，而以考人之跡，…

白話譯治理國家的要領，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，而了解人的方法，連聖賢都覺得困難。所以從毀譽去探求，就會愛憎競相進用，善惡混雜不分；從功績表現去考察，就會巧詐叢生，真偽互相冒充。歸根結底，根本就在於極其公正、極其明察罷了。身居上位的人如果極其公正明察，那麼屬下的能不能幹就清清楚楚地顯現在他眼前，無處可逃了。如果是不公正不明察，那麼考核的法規，正好成為曲徇私情、欺騙蒙蔽的資本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公正明察是內心，功績表現是外在的痕跡。自己的內心都不能修治，卻要用來考核別人的外在表現，不也太難了嗎！身居上位的人，如果真能不因親疏貴賤而改變心意，不因喜怒好惡而擾亂心志，想了解治理經學的人才，就看他記誦閱覽是否廣博通達、講論是否精通，這就是善於治經的了；想了解治理刑獄的人才，就看他能否窮究真偽、沒有冤屈壓抑，這就是善於治獄的了；想了解治理財政的人才，就看他倉庫是否充盈、百姓是否富足，這就是善於治財的了；想了解治理軍事的人才，就看他能否戰勝攻取、讓敵人畏服，這就是善於治兵的了。至於百官，無不都是如此。雖然向人諮詢謀議，但決斷在於自己；雖然從外在表現去考察，但明察在於內心，考究核實其實情而斟酌其妥當與否，這極其精微，沒法用口說清楚，也沒法用書面傳授，哪能預先定好法規而全部委託給有關部門呢！有的人親近尊貴者雖然沒本事卻仍任職，疏遠卑賤者雖有賢才卻被遺漏；所喜愛所偏好的人敗壞官職卻不罷免，所惱怒所厭惡的人有功勞卻不錄用，向人諮詢謀議，就毀譽各半而不能決斷；從外在表現去考察，就徒具文書而實際消亡而不能明察。即使再為他們定出好法規，條目繁雜，簿冊嚴謹，又哪能得到真實情況呢！

三年之喪，自天子達於庶人，此先王禮經，百世不易者也。漢文師心不學，變古壞禮，絶父子之恩，虧君臣之義；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，而群臣諂諛，莫肯釐正。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，可謂不世之賢君；而裴、傅之徒，固陋庸臣，習常玩故，不能將順其美，惜哉！

白話譯三年的喪期，從天子到平民都一樣，這是先王的禮經，百代不變的道理。漢文帝憑主觀臆斷而不學古，改變古制、破壞禮法，斷絕了父子之恩，虧損了君臣之義；後世的帝王不能篤厚於哀戚之情，而群臣諂媚阿諛，沒人肯加以糾正。到了晉武帝，唯獨憑天性矯正而實行了三年喪，可以說是難得一見的賢君；而裴、傅那些人，是固陋平庸的臣子，習慣舊章、玩視故典，不能順成他的美事，可惜啊！

政之大本，在於刑賞，刑賞不明，政何以成！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喜，其於刑、賞兩失之。使喜所言爲是，則濤不可赦；所言爲非，則喜不足褒。褒之使言，言而不用，怨結於下，威玩於上，將安用之！且四臣同罪，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，避貴施賤，可謂政乎！創業之初，而政本不立，將以垂統後世，不亦難乎！

白話譯政治的根本，在於刑罰與賞賜，刑賞不分明，政治怎麼能夠成功！晉武帝赦免山濤卻褒獎李喜，他在刑罰和賞賜兩方面都失當了。假使李喜所說的話是對的，那麼山濤就不可以赦免；所說的話是錯的，那麼李喜就不值得褒獎。褒獎他是要他說話，說了卻不採用，下屬結下怨恨，君上的威嚴被輕慢，這樣還要他做什麼！而且四個臣子同罪，劉友被處死而山濤等人卻不問罪，避開顯貴而懲治卑賤，這能叫做政治嗎！在創業的初期，而政治的根本都沒能確立，要拿它來把統緒傳給後世，豈不是困難嗎！

昔舜誅鯀而禹事舜，不敢廢至公也。嵇康、王儀，死皆不以其罪，二子不仕晉室可也。嵇紹苟無蕩陰之忠，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！

白話譯從前舜誅殺鯀，而禹侍奉舜，不敢廢棄最大的公義。嵇康、王儀，死都不因其罪，二子不做晉室的官是可以的。嵇紹如果沒有盪陰之戰的忠烈，恐怕不免要受到君子的譏諷吧！

規矩主於方圓，然庸工無規矩，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；衰麻主於哀戚，然庸人無衰麻，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。《素冠》之詩，正為是矣。杜預巧飾《經》、《傳》以附人情，辯則辯矣，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。

白話譯規矩是用來畫方圓的，然而平庸的工匠如果沒有規矩，就無法做出方圓；喪服（衰麻）是用來表達哀傷的，然而平凡的人如果沒有喪服，就無法勉力表現出哀傷。《素冠》這首詩，正是為了這個道理而作的。杜預巧妙地解釋《經》和《傳》來迎合人情，說得固然巧妙，臣卻認為不如陳逵的話質樸簡要而又誠實篤厚。

何曾譏武帝偷惰，取過目前，不為遠慮；知天下將亂，子孫必與其憂，何其明也！然身為僭侈，使子孫承流，卒以驕奢亡族，其明安在哉！且身為宰相，知其君之過，不以告而私語於家，非忠臣也。

白話譯何曾譏諷武帝苟且怠惰，只顧眼前，不做長遠打算；知道天下將要大亂，子孫必然要陷於憂患，他的見識多麼明達啊！然而自身奢侈僭越，讓子孫承襲這種風氣，終於因驕奢而滅族，他的明達在哪裡呢！而且身為宰相，知道君主的過錯，不告訴君主卻在家中私下議論，這不是忠臣。

「庾亮以外戚輔政，首發禍機，國破君危，竄身苟免；卞敦位列方鎮，兵糧俱足，朝廷顛覆，坐觀勝負。人臣之罪，孰大於此！既不能明正典刑，又以寵祿報之，晉室無政，亦可知矣。任是責者，豈非王導乎！

白話譯庾亮以外戚身分輔政，首先引發禍端，國家破敗、君主危急，他卻逃命苟且免禍；卞敦身居方鎮的要職，兵糧都充足，朝廷傾覆時，卻坐視成敗。做臣子的罪過，還有比這更大的嗎！既不能公開依正典刑罰，反而用恩寵俸祿來酬報他們，晉室政治敗壞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擔負這個責任的，難道不是王導嗎！

顧命大臣，所以輔導嗣子，為之羽翼也。為之羽翼而教使剪之，能無斃乎！知其不忠。則勿任而已矣。任以大柄，又從而猜之，鮮有不召亂者也。

白話譯顧命大臣，是用來輔導繼位的幼主、做他羽翼的。做他的羽翼，卻教導（慫恿）他去剪除羽翼，這能不敗亡嗎！如果知道他不忠，那不任用他就是了。把大權交給他，又從而猜忌他，很少有不出亂子的。

沈勁可謂能子矣！恥父之惡，致死以滌之，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。《易》曰：「干父之蠱，用譽。」《蔡仲之命》曰：「爾尚蓋前人之愆，惟忠惟孝。」其是之謂乎！

白話譯沈勁可以說是能幹的兒子了！他以父親的惡行為恥，拚死來洗雪它，把凶暴叛逆的家族變成忠義的門第。《易經》說：「匡正父親的過錯，得到稱譽。」《蔡仲之命》說：「你應當掩蓋前人的過失，存著忠心和孝心。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！

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，秦得由余而霸西戎，吳得伍員而克強楚，漢得陳平而誅項籍，魏得許攸而破袁紹。彼敵國之材臣，來為己用，進取之良資也。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，獨不念燕尚未滅，垂以材高功盛，無罪見疑，窮困歸秦，未有異心，遽以猜忌殺之，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，如何其可哉！故秦王堅禮以收燕望，親之以盡燕情，寵之以傾燕眾，信…

白話譯從前周得到微子而革了商的命，秦得到由余而稱霸西戎，吳得到伍員而戰勝強楚，漢得到陳平而誅殺項籍，魏得到許攸而擊破袁紹。那些敵國的賢才之臣，前來為自己所用，是進取的良好資本。王猛知道慕容垂的心思長久難以相信，卻獨獨不想燕還沒滅亡，慕容垂因才高功盛，無罪而被懷疑，窮困來歸秦國，還沒有異心，就倉促因猜忌而殺他，這是幫助燕國行無道之事，並且堵住了前來歸附者的門路，怎麼可以這樣呢！所以秦王苻堅用禮遇來收攬燕人的期望，用親近來盡知燕人的情況，用寵愛來傾動燕國的眾人，用信任來結交燕人的心，並不算過分。王猛為什麼急切地要殺慕容垂，甚至做出市井小販般的賣友行為，好像是嫉妒他受寵而進讒言的人，這豈是雅量有德的君子所該做的啊！

古之人，滅人之國而人悅，何哉？為人除害故也。彼慕容評者，蔽君專政，忌賢疾功，愚闇貪虐，以喪其國，國亡不死，逃遁見擒。秦王堅不以為誅首，又從而寵秩之，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，其失人心多矣。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，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。卒於功名不遂，容身無所，由不得其道故也。

白話譯古時候，有人滅了別人的國家，百姓卻很高興，這是為什麼呢？是因為為人們除去了禍害的緣故。那個慕容評，蒙蔽君主、獨攬政權，妒忌賢才、憎恨功臣，愚昧昏庸又貪婪暴虐，因此喪失了他的國家，國家滅亡了卻沒有死，逃亡時被捉住。秦王苻堅不把他當作首惡誅殺，反而接連給他寵愛和官秩，這就是愛一個人而不愛一國的百姓啊，他失去人心的地方可多了。因此他施恩給人而人家並不感激他，對人竭盡誠心而人家也並不真心對他。終於功名不能成就，連安身的地方都沒有，這是由於他沒有掌握正道的緣故啊。

夫有功不賞，有罪不誅，雖堯、舜不能為治，況他人乎！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，使其臣狃於為逆，行險徼幸，雖力屈被擒，猶不憂死，亂何自而息哉！《書》曰：「威克厥愛，允濟；愛克厥威，允罔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毋縱詭隨，以謹罔極；式遏寇虐，無俾作慝。」今堅違之，能無亡乎！

白話譯有功不賞，有罪不誅，即使是堯、舜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好，何況是別人呢！秦王苻堅每次抓到反叛的人就寬恕他，使他的臣下習慣於作亂，冒險僥倖，雖然力竭被擒，還不擔憂會死，禍亂要從哪裡自己平息呢！《書》說：「威嚴勝過慈愛，確實能成功；慈愛勝過威嚴，確實會無功。」《詩》說：「不要放縱詭隨之人，以謹防無窮的禍患；遏制寇虐，不使他們作惡。」現在苻堅違背了這些，能不滅亡嗎！

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，由不殺慕容垂、姚萇故也，臣獨以為不然。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。使堅治國無失其道，則垂、萇皆秦之能臣也，烏能為亂哉！堅之所以亡，由驟勝而驕故也。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，對曰：「數戰數勝。」文侯曰：「數戰數勝，國之福也，何故亡？」對曰：「數戰則民疲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御疲民，未有不亡者也。…

白話譯議論的人都認為秦王苻堅的滅亡，是因為沒有殺掉慕容垂、姚萇的緣故，臣卻獨獨認為不是這樣。許劭說魏武帝是治世能臣、亂世奸雄。假使苻堅治國沒有失去正道，那麼慕容垂、姚萇都會是秦國的能臣，哪裡能作亂呢！苻堅之所以滅亡，是因為屢次勝利而驕傲的緣故。魏文侯問李克吳國為什麼滅亡，李克回答說：「因為屢次作戰、屢次勝利。」文侯說：「屢次作戰、屢次勝利，這是國家的福氣，為什麼會滅亡？」李克回答說：「屢次作戰百姓就疲憊，屢次勝利君主就驕傲，用驕傲的君主去統治疲憊的百姓，沒有不滅亡的。」秦王苻堅就跟這一樣啊。

晉自濟江以來，威靈不競，戎狄橫騖，虎噬中原。劉裕始勸王師剪平東夏，不於此際旌禮賢俊，慰撫疲民，宣愷悌之風，滌殘穢之政，使群士向風，遺黎企踵，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。跡其施設，曾苻、姚之不如，宜其不能蕩壹四海，成美大之業，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！

白話譯晉朝自從渡江以來，威靈不振，戎狄橫行，如虎吞噬中原。劉裕開始勸勉王師剪平東夏，不趁此時旌表禮遇賢俊，慰撫疲困的百姓，宣揚和樂的風氣，洗刷殘穢的政治，使群士嚮往、遺民企望，卻反而恣意進行屠戮以稱快忿心。考察他的施政，連苻氏、姚氏都不如，難怪他不能盪平一統四海、成就美好的大業，這難道不是雖然有智勇卻沒有仁義所導致的嗎！

古人有言：「疑則勿任，任則勿疑。」裕既委鎮惡以關中，而復與田子有後言，是斗之使為亂也。惜乎！百年之寇，千里之士，得之艱難，失之造次，使豐、鄗之都復輸寇手。荀子曰：「兼併易能也，堅凝之難。」信哉！

白話譯古人有句話說：「懷疑就不要任用，任用了就不要懷疑。」劉裕既然把關中委託給王鎮惡，卻又對沈田子說些背後的話，這是挑撥他們，使他們作亂啊。可惜啊！百年的敵寇，千里的土地，得到它艱難，失去它卻在一時之間，使豐、鎬的都城又落入敵寇手中。荀子說：「兼併別人容易做到，但要鞏固凝聚就不容易了。」真是說得對啊！

老、莊之書，大指欲同死生，輕去就。而為神仙者，服餌修煉以求輕舉，煉草石為金銀，其為術正相戾矣。是以劉歆《七略》敘道家為諸子，神仙為方技。其後復有符水、禁咒之術，至謙之遂合而為一；至今循之，其訛甚矣！崔浩不喜佛、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，其故何哉！昔臧文仲祀爰居，孔子以為不智；如謙之者，其為爰居亦大矣。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…

白話譯老子、莊子的書，大意是要把生死同等看待，看輕去留。而追求神仙的人，卻服食丹藥、修煉以求輕身飛升，把草石煉成金銀，他們的方法正好相互矛盾。所以劉歆的《七略》把道家列在諸子，把神仙列在方技。後來又有符水、禁咒的方術，到了謙之那裡就合而為一；一直到現在還沿襲著，這真是荒謬極了！崔浩不喜歡佛、老之書，卻相信謙之的話，那是什麼緣故呢！從前臧文仲祭祀爰居，孔子認為他不智；像謙之這種人，他比起爰居來可就大得多了。「《詩經》三百篇，用一句話來概括它，就是『思想純正無邪』。」君子在於選擇方術，能不謹慎嗎！

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然則史者儒之一端，文者儒之餘事；至於老、莊虛無，固非所以為教也。夫學者所以求道；天下無二道，安有四學哉！

白話譯《易經》說：「君子多記識前人的言論和行事，來蓄養自己的德行。」孔子說：「言辭能表達清楚意思就罷了。」既然如此，那麼史學是儒學的一個方面，文學是儒學的餘事；至於老子、莊子的虛無之說，本來就不是可以用來教人的。學者所求的是道；天下沒有兩種道，哪裡有「四學」呢！

文帝之於義康，友愛之情，其始非不隆也。終於失兄弟之歡，虧君臣之義，跡其亂階，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。《詩》云：「貪人敗類。」其是之謂乎！

白話譯文帝對於義康，友愛之情，開始時並非不深厚。最終失去兄弟的歡情，虧損了君臣的道義，尋究他作亂的階梯，正是因為劉湛的權利之心沒有滿足。《詩經》說：「貪婪的人敗壞同類。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！

「昔屈到嗜芰，屈建去之，以為不可以私慾干國之典，況子為天子，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，違禮甚矣！衛成公欲祀相，寧武子猶非之；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，使庶婦屍之乎！

白話譯從前屈到喜歡吃菱角，屈建在祭祀時卻不用，認為不可以因為私人的嗜好而違背國家的禮制，何況你身為天子，卻用平民的禮節來祭祀父親，這就太違背禮制了！衛成公想要祭祀相，寧武子尚且批評他；何況是把祖先的祭祀降到私人的房間裡，讓庶出的婦女來主持呢！

「人主之於其國，譬猶一身，視遠如視邇，在境如在庭。舉賢才以任百官，修政事以利百姓，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。是以先王黈纊塞耳，前旒蔽明，欲其廢耳目之近用，推聰明於四遠也。彼廢疾者宜養，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，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，則所遺者多矣。其為仁也，不亦微乎！況赦罪人以橈有司之法，尤非人君之體也。惜也！孝文，魏之賢君，而猶…

白話譯人主對於他的國家，就好像對待自己一身，看遠處如同看近處，在邊境如同在庭院。舉用賢才來任命百官，修明政事來造福百姓，那麼疆域之內就沒有不得其所的了。所以先王用黃綿塞住耳朵，用冠前玉旒遮蔽眼睛，是想廢掉耳目近處的功用，把聰明推廣到四方遠處。那些殘廢有病的人應當供養，應當命令有關部門在境內均勻分擔，現在只施捨給道路上偶然遇到的人，那麼所遺漏的就太多了。他的仁，不也太微小了嗎！何況赦免罪人來擾亂有司的法度，尤其不是人君應有的體統。可惜啊！孝文是魏的賢君，還猶有這種事嗎！

孔子稱「鄙夫不可與事君，未得之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。」王融乘危徼幸，謀易嗣君。子良當時賢王，雖素以忠慎自居，不免憂死。跡其所以然，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。輕躁之士，烏可近哉！

白話譯孔子說：「卑鄙小人不能跟他共事君主，還沒得到職位的時候，憂慮得不到；已經得到了，又憂慮失去。如果憂慮失去，那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」王融趁著危難僥倖投機，圖謀改換繼位的君主。蕭子良是當時的賢王，雖然一向以忠誠謹慎自處，仍不免憂鬱而死。追究其中的原因，正是由於王融急著追求富貴罷了。輕浮躁進的人，哪裡可以親近呢！

臣聞「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」二謝兄弟，比肩貴近，安享榮祿，危不預知；為臣如此，可謂忠乎！

白話譯臣聽說「穿人家衣服的人，要牽掛人家的憂患；吃人家俸祿的人，要為人家的事而死。」二謝兄弟，並肩居於顯貴親近之位，安享榮祿，危難卻不與聞；做臣子像這樣，能說是忠嗎！

「選舉之法，先門地而後賢才，此魏、晉之深弊，而歷代相因，莫之能改也。夫君子、小人，不在於世祿與側微。以今日視之，愚智所同知也。當是之時，雖魏孝文之賢，猶不免斯蔽。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，誠鮮矣！壬辰，魏徒始平王勰為彭城王，復定襄縣王鸞為城陽王。

白話譯選拔人才的方法，先看重門第家世而後才看重賢能才幹，這是魏、晉以來深重的弊病，而歷代互相因襲，沒有人能改得掉。君子、小人的分別，不在於世襲俸祿還是出身卑微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愚者和智者都同樣知道這個道理。在當時，即使是賢明的魏孝文帝，還是免不了這個蔽端。所以能明辨是非而不被世俗所迷惑的，實在是太少了！壬辰日，魏朝改封始平王元勰為彭城王，又改封定襄縣王元鸞為城陽王。

夫爵祿廢置，殺生予奪，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。是故先王之制，雖有親、故、賢、能、功、貴、勤、賓，苟有其罪，不直赦也，必議於槐棘之下，可赦則赦，可宥則宥，可刑則刑，可殺則殺。輕重視情，寬猛隨時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，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。及魏則不然，勳貴之臣，往往豫許之以不死；使彼驕而觸罪，又從而殺之。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…

白話譯爵位的授予與罷黜，生殺與予奪，這是君主用來駕馭臣下的大權。所以先王的制度，雖然有親、故、賢、能、功、貴、勤、賓這八種人，如果有了罪過，也不能直接赦免，一定要在朝廷（槐棘，指三公九卿）之下商議，可赦就赦，可寬宥就寬宥，該判刑就判刑，該殺就殺。輕重看情節，寬嚴隨時機。所以君主能夠施恩而不失威嚴，臣下能夠免罪而不敢自恃。到了魏朝就不是這樣了，有功勳、顯貴的臣子，往往事先就答應他們不處死；使他們驕縱而觸犯死罪，又跟著把他們殺掉。這是用不守信用的命令去引誘他們，使他們陷於死地啊。刑罰政令的過失，沒有比這更大的了！

宏為將則覆三軍，為臣則涉大逆，高祖貸其死罪可矣。數旬之間，還為三公，于兄弟之恩誠厚矣，王者之法果安在哉！

白話譯蕭宏做將領就使三軍覆滅，做臣子就涉及大逆不道，高祖饒他死罪，這還可以。但幾十天之間，又讓他回到三公之位，對兄弟的情分誠然深厚，但帝王的法度究竟在哪裡呢！

李崇之表，乃所以銷禍於未萌，制勝於無形。魏肅宗既不能用，及亂生之日，曾無愧謝之言，乃更以為崇罪。彼不明之君，烏可與謀哉！《詩》云：「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，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」其是之謂矣。

白話譯李崇的表章，是用來在禍患尚未萌發時就消除它，在無形之中制勝的。魏肅宗既然不能採用，等到禍亂發生的時候，竟沒有慚愧謝罪的話，反而認為是李崇的罪過。那不明智的君主，怎麼可以和他謀事呢！《詩經》說：「聽到順耳的話就應對，聽到規誡的話就像喝醉了一樣，不任用賢良，反而使我行事違背常理。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。

湛僧智可謂君子矣！忘其積時攻戰之勞，以授一朝新至之將，知己之短，不掩人之長，功成不取，以濟國事，忠且無私，可謂君子矣！

白話譯湛僧智可以說是君子了！他忘記了自己長期攻戰的辛勞，把它交給一位剛到任的新將領，知道自己之短處，不掩蓋別人的長處，功勞成就了也不據為己有，用來成全國家的事業，忠心而且無私，可以說是君子了！

君子之於正道，不可少頃離也，不可跬步失也。以昭明太子之仁孝，武帝之慈愛，一染嫌疑之跡，身以憂死，罪及後昆，求吉得凶，不可湔滌，可不戒哉！是以詭誕之士，奇邪之術，君子遠之。

白話譯君子對於正道，不可以片刻離開，不可以半步有失。以昭明太子的仁孝，武帝的慈愛，一旦沾染上嫌疑的痕跡，自身便憂鬱而死，罪禍還連累到後代，求吉反而得凶，再也不能洗刷，能不警戒嗎！所以詭詐荒誕之士、奇邪怪異之術，君子要遠離它。

梁高祖之不終也，宜哉！夫人主聽納之失，在於叢脞；人臣獻替之病，在於煩碎。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，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。故身不勞而收功遠，言至約而為益大也。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，而高祖已赫然震怒，護其所短，矜其所長；詰貪暴之主名，問勞費之條目，困以難對之狀，責以必窮之辭。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，日昃之勤為至治，君道…

白話譯梁高祖不得善終，是應該的啊！做君主在聽取採納意見上的過失，在於事務繁碎、抓不住重點；做臣子在進諫獻策上的毛病，在於瑣碎零碎。所以明君守住根本的道理來治理萬事的源頭，忠臣陳述大體來糾正君主心中的偏差。這樣才能身子不勞累而收效深遠，話說得極簡要而益處很大。看賀琛的規勸，其實還談不上懇切正直，而高祖已經勃然震怒，袒護自己的短處，誇耀自己的長處；追問貪暴者的具體名字，盤問勞民傷財的項目細目，用難以回答的情況來為難他，用一定要他說盡的話來責備他。自以為吃素的儉樸就是大德，太陽偏西還在勤政就是最好的治績，為君之道已經完備，沒有什麼可以再增加的了，群臣的規勸，全都不值得聽取。像這樣，那麼其他比賀琛更懇切正直的話，誰還敢進言呢！由此奸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見，重大的謀略顛倒錯亂也不知道，名聲受辱、自身危殆，國家傾覆、祭祀斷絕，被千萬年後的人所憐憫嘲笑，這豈不悲哀嗎！

夫臣之事君，宜將順其美，正救其惡。孔奐在陳，處腹心之重任，決禮義之大計，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，則當如竇嬰面辯，袁盎廷爭，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。以為誠邪，則當請明下詔書，宣告中外，使世祖有宋宣之美，高宗無楚靈之惡。不然，謂太子嫡嗣，不可動搖，欲保附而安全之，則當盡忠竭節，以死繼之，如晉之荀息，趙之肥義。奈何於君之存，則逆探…

白話譯臣子侍奉君主，應當順成他的美善，匡正補救他的惡失。孔奐在陳朝，處於腹心重任，決斷禮義大計，如果認為世祖的話不誠懇，就應當像竇嬰當面辯爭、袁盎在廷上力爭那樣，防微杜漸來杜絕覬覦之心。如果認為誠懇，就應當請求明下詔書，宣告中外，使世祖有宋宣公之美，高宗無楚靈王之惡。不然，認為太子是嫡嗣、不可動搖，想保護輔佐而使他安全，就應當盡忠竭節、以死相繼，像晉國的荀息、趙國的肥義那樣。為什麼在君主還在時，就逆料揣測他的心意而求合；等到他死後，權臣移國卻不能救，嗣主失位卻不能死！這是奸諛之中最惡劣的，而世祖稱他為「遺直」，把孤兒託付給他，難道不悖謬嗎！

賞有功，誅有罪，此人君之任也。高遵奉使異國，漏洩大謀，斯叛臣也。周高祖不自行戮，乃以賜謙，使之復怨，失政刑矣！孔子謂以德報怨者，何以報德？為謙者，宜辭而不受，歸諸有司，以正典刑。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，美則美矣，亦非公義也。

白話譯賞賜有功的人，誅殺有罪的人，這是君主的職責。高遵奉命出使外國，洩漏重大的謀略，這是叛臣。周高祖不自己執行誅殺，卻把他賜給高謙，讓高謙報復私怨，這就失去政治與刑罰的公正了！孔子說，用恩德來報答怨恨的人，又拿什麼來報答恩德？身為高謙，應該推辭而不接受，把他交給有關官署，來端正法紀刑罰。他卻請求赦免高遵來成就自己的私名，好固然是好了，但也不是公正的道理啊。

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！他人勝則益奢，高祖勝而愈儉。

白話譯周高祖可以說是善於處理勝利了！別人勝利了就更加奢侈，周高祖勝利了卻更加節儉。

昔辛伯諗周桓公曰：「內寵並後，外寵貳政，嬖子配嫡，大都偶國，亂之本也。」人主誠能慎此四者，亂何自生哉！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，孤弱之易搖，曾不知勢鈞位逼，雖同產至親，不能無相傾奪。考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！

白話譯從前辛伯告誡周桓公說：「內寵與王后並列，外寵與正政並立，寵愛的庶子與嫡子相配，大城邑與國都相當，這是禍亂的根源。」君主如果真能謹慎對待這四件事，禍亂從哪裡產生呢！隋高祖只知道嫡子與庶子多相爭、勢單力弱容易動搖，卻完全不知道權勢相當、地位逼近，即使是同母所生的至親，也不能不互相傾軋奪取。拿辛伯的話來考察，他是得到其中一點而失掉了另外三點啊！

立嫡以長，禮之正也。然高祖所以有天下，皆太宗之功；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，地嫌勢逼，必不相容。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，隱太子有泰伯之賢，太宗有子臧之節，則亂何自而生矣！既不能然，太宗始欲俟其先發，然後應之，如此，則事非獲已，猶為愈也。既而為群下所迫，遂至蹀血禁門，推刃同氣，貽譏千古，惜哉！夫創業垂統之君，子孫之所儀刑也，彼中、…

白話譯立嫡子以年長者為先，是禮的正道。然而高祖之所以能擁有天下，都是太宗的功勞；隱太子以庸劣之資處於其上位，地位相嫌、形勢相逼，必然不能相容。假使高祖有文王的明智，隱太子有泰伯的賢德，太宗有子臧的節操，那麼禍亂從哪裡發生呢！既然不能如此，太宗起初想要等隱太子先發動，然後再應對，這樣的話，事情出於不得已，還算好一些。不久被部下所逼迫，終於導致在宮門流血，刀刃加於同胞兄弟，留下千古的譏笑，可惜啊！那開創基業、傳下統緒的君主，是子孫所效法的；後來中宗、明皇、肅宗、代宗的傳位繼承，難道不是有所指涉、假託以為藉口嗎！

古人有言：君明臣直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，非其性之有變也；君惡聞其過，則忠化為佞，君樂聞直言，則佞化為忠。是知君者表也，臣者景也，表動則景隨矣。

白話譯古人有句話說：君主聖明，臣下就正直。裴矩在隋朝是個姦佞之臣，在唐朝卻很忠直，這並不是他的本性有什麼改變；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失，那麼忠直的人也會變成姦佞；君主樂意聽到直率的言論，那麼姦佞的人也會變成忠直。由此可知，君主好比是標竿，臣下好比是影子，標竿一動，影子就會跟著動了。

「臣聞垂能目制方圓，心度曲直，然不能以教人，其所以教人者，必規矩而已矣。聖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然不能以授人，其所以授人者，必禮樂而已矣。禮者，聖人之所履也；樂者，聖人之所樂也。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，又思與四海共之，百世傳之，於是乎作禮樂焉。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，是亦垂之功已；王者執五帝、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，是亦五帝…

白話譯臣聽說，垂能夠用眼睛製作方圓，用心思量曲直，然而不能用來教人，他能用來教人的，必定是規矩罷了。聖人不必勉強而自然中道，不必思慮而自有所得，然而不能用來授人，他能用來授人的，必定是禮樂罷了。禮，是聖人所踐行的；樂，是聖人所喜樂的。聖人踐行中正而喜樂和平，又想和四海共同享有、傳之百世，於是製作了禮樂。所以工人拿著垂的規矩來製作器物，這也就是垂的功勞；王者拿著五帝、三王的禮樂來施行於世，這也就是五帝、三王的治理。五帝、三王，他們離世已經很久了，後人看見他們的禮，就知道他們所踐行的；聽到他們的樂，就知道他們所喜樂的，光明地好像還存在於世間。這難道不是禮樂的功勞嗎？禮樂有本、有文：中和，是本；儀容聲音，是末；兩者不可偏廢。先王守住禮樂之本，不曾片刻離開於心；行禮樂之文，不曾片刻遠離於身。興起於閨門，顯明於朝廷，遍及鄉遂鄰里，通達於諸侯，流行於四海，從祭祀軍旅一直到飲食起居，不曾不在禮樂之中；這樣數十年上百年，然後教化周遍，鳳凰來儀。如果沒有本而空有末，一天實行而百日捨棄，想要以此移風易俗，實在也太難了。所以漢武帝設置協律，歌頌天瑞，不是不美，卻不能免去哀痛之詔；王莽建立羲和，考訂律呂，不是不精，卻不能挽救漸台之禍；晉武帝制定笛尺，調諧金石，不是不詳，卻不能消除平陽之災；梁武帝建立四器、調諧八音，不是不審察，卻不能免去台城之辱。既然如此，那麼韶、夏、濩、武之音，都還存在於世，如果其餘的德行不足以和它相稱，竟連一個人都不能教化，何況是四海呢！這就好比拿著垂的規矩而沒有工人和材料，坐著等待器物作成，終究是不可能得到的。何況齊、陳那些淫亂昏庸之主，亡國之音，暫時在庭中演奏，又哪裡能改變一世的哀樂呢！而太宗竟然說治亂的興衰不由於樂，為什麼說話這樣輕易，竟至於如此輕率地否定聖人呢？

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，以杜禍亂之原，可謂能遠謀矣！

白話譯唐太宗不把國家這個大器私下給他所寵愛的人，以杜絕禍亂的根源，可以說是能作長遠的謀劃了！

孔子稱去食、去兵，不可去信。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，則初勿許其昏可也；既許之矣，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，雖滅薛延陀，猶可羞也。王者發言出令，可不慎哉！」

白話譯孔子說去掉糧食、去掉軍隊，也不能去掉信用。唐太宗明明知道薛延陀不可結為婚姻，那麼起初就不該答應婚事；已經答應了，卻再依仗強大背棄信用而斷絕婚約，雖然滅了薛延陀，還是可羞的。王者發言出令，能不謹慎嗎！

明皇之始欲爲治，能自刻厲節儉如此，晩節猶以奢敗。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！《詩》云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可不慎哉！

白話譯明皇（唐玄宗）一開始想要治理好國家，能夠這樣自我克制、厲行節儉，到了晚年卻還是因奢侈而敗壞。奢侈靡費之容易使人沉迷，真是太厲害了！《詩經》說：「沒有人沒有好的開始，卻很少人能有好的結局。」能不謹慎嗎！

日食不驗，太史之過也；而君臣相賀，是誣天也。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，小臣之諂也；而宰相因而實之，是侮其君也。上誣於天，下侮其君，以明皇之明，姚崇之賢，猶不免於是，豈不惜哉！

白話譯日食沒有應驗，這是太史的過失；而君臣卻互相慶賀，這是欺誣上天。採取偶然的文字當作符命，這是小臣的諂媚；而宰相卻順著去證實它，這是侮慢他的君主。以唐明皇的明察，姚崇的賢能，還不免於這樣，豈不可惜嗎！

昔鮑叔之於管仲，子皮之於子產，皆位居其上，能知其賢而下之，授以國政；孔子美之。曹參自謂不及蕭何，一遵其法，無所變更；漢業以成。夫不肖用事，爲其僚者，愛身保祿而從之，不顧國家之安危，是誠罪人也。賢智用事，爲其僚者，愚惑以亂其治，專固以分其權，媢嫉以毀其功，愎戾以竊其名，是亦罪人也。崇，唐之賢相，懷慎與之同心戮力，以濟明皇…

白話譯從前鮑叔對管仲，子皮對子產，地位都在他們之上，卻能知道他們賢能而居於其下，把國家政事交付給他們；孔子稱讚他們。曹參自認比不上蕭何，一切遵循他的法令，沒有什麼變更；漢朝的事業因此成就。小人當權，做他屬下的，愛惜自身、保住俸祿而順從他，不顧國家的安危，這實在是罪人。賢明睿智的人當權，做他屬下的，卻愚昧迷惑來擾亂他的治理，專斷固執來分散他的權力，嫉妒來毀謗他的功勞，剛愎乖戾來竊取他的名聲，這也是罪人。姚崇是唐朝的賢相，盧懷慎和他同心協力，來成就明皇太平的政治，有什麼罪呢！《秦誓》說：「如果有這樣一個臣子，誠實專一，沒有別的技能；他的心地平坦寬廣，能夠包容；別人有技能，就像自己有的一樣，別人俊美聖明，他心裡喜愛，不止像從自己嘴裡說出來的那樣，這是能夠包容的人，用來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，也是有利益的啊。」說的就是盧懷慎。御史大夫宋璟因為監督朝堂杖刑時用刑太輕，被貶為睦州刺史。

王者所以服四夷，威信而已。門藝以忠獲罪，自歸天子。天子當察其枉直，賞門藝而罰武藝，為政之體也。縱不能討，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。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，恩不能庇門藝，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，以取困於小國，乃罪鴻臚之漏洩，不亦可羞哉！

白話譯王者之所以能使四夷降服，靠的只是威信罷了。門藝因為忠心而獲罪，自行歸附天子。天子應當查明他的是非曲直，獎賞門藝而懲罰武藝，這是為政的根本。即使不能討伐，也應當正告渤海，說門藝是無罪的。如今明皇威嚴不能使武藝降服，恩德不能庇護門藝，反而效法小人說欺騙的話，以致在小國面前受困，卻怪罪鴻臚寺洩漏消息，不也可恥嗎！

經緯天地之謂文，戡定禍亂之謂武。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，未之有也。故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伊尹、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，孔子雖不試，猶能兵萊夷，卻費人，曰：「吾戰則克」，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？孔子所以祀於學者，禮有先聖先師故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孔子者，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！古者有發，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，臝股肱，…

白話譯治理天地萬物的叫做文，平定禍亂的叫做武。自古以來，不兼具這兩者而能稱為聖人的，從來沒有過。所以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、伊尹、周公沒有一個沒有征伐的功勞，孔子雖然沒被重用，仍然能夠出兵擊退萊夷、打退費人，說：「我作戰就會勝利」，難道孔子只專長於文而太公只專長於武嗎？孔子之所以被供奉在學宮祭祀，是因為禮制規定要祭祀先聖先師的緣故。自有人類以來，從來沒有比得上孔子的人，太公哪裡能跟他相提並論呢！古時候有軍事行動，就命令大司徒教導士兵車戰甲冑，露出大腿手臂，考較射箭駕車，接受戰功、獻上所割的敵耳，沒有一件不是在學宮裡進行的。之所以這樣做，是希望人們先重視禮義而後才重視勇力。君子有勇而無義就會作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就會做盜賊；如果只訓練他們勇力而不讓他們懂得禮義，那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的！自從孫武、吳起以來，都只崇尚勇力相勝、詭詐相高，哪裡夠資格列入聖賢的門牆而被稱為武呢！竟然還牽強附會地把他跟十哲並列，作為後世學者的榜樣；假使太公有知，必定會羞於跟他同列受祭呢！

聖人以道德為麗，仁義為樂；故雖茅茨土階，惡衣菲食，不恥其陋，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。明皇恃其承平，不思後患，殫耳目之玩，窮聲技之巧，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，欲使前莫能及，後無以逾，非徒娛己，亦以誇人。豈知大盜在旁，已有窺窬之心，卒致鑾輿播越，生民塗炭。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，適足為大盜之招也。

白話譯聖人以道德為美，以仁義為樂；所以雖然茅草屋頂、泥土台階，惡衣粗食，也不以簡陋為恥，只怕奉養過度而勞民傷財。明皇倚仗著他的太平，不想後患，竭盡耳目的玩好，窮究聲技的巧妙，自以為帝王的富貴誰都比不上我，想要使前人莫能及、後人無以超，不只是娛樂自己，也用來向人誇耀。哪裡知道大盜就在旁邊，已經起了窺伺篡奪之心，終於導致鑾駕流亡、生民塗炭。由此才知道，人君崇尚華麗奢靡來向人炫耀，正好足以招來大盜啊。

為人臣者，策名委質，有死無貳。希烈等或貴為卿相，或親連肺腑，於承平之日，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，救社稷之危，迎合取容以竊富貴；及四海橫潰，乘輿播越，偷生苟免，顧戀妻子，媚賊稱臣，為之陳力，此乃屠酤之所羞，犬馬之不如。倘更全其首領，復其官爵，是謅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。彼顏杲卿、張巡之徒，世治則擯斥外方，沉抑下僚；世亂則委棄孤…

白話譯做臣子的，既然把名字寫在竹簡上、投身為臣，就應該至死忠心、絕無二心。像李希烈等人，有的尊貴到做卿相，有的和皇室有親戚關係，在太平的時候，沒有一句話去規勸君主的過失、挽救國家的危難，只會迎合上意、討好君主來竊取富貴；等到天下大亂、皇帝流亡，他們卻苟且偷生、只顧眷戀妻兒，向叛賊獻媚自稱臣下，替叛賊出力，這是殺豬賣酒的小販都會感到羞恥、連狗馬都不如的。倘若還能保全他們的性命、恢復他們的官爵，那就是諂媚奸佞的臣子無論如何都能得逞了。至於顏杲卿、張巡這些人，世道安定的時候被排擠到外地、埋沒在下級官職；世道大亂的時候卻被丟棄在孤城，被叛賊碾成粉末。為什麼行善的人不幸、作惡的人反而幸運，朝廷對待忠義這麼薄、對待奸邪卻這麼厚呢！至於那些低賤的小臣、巡邏的士卒，既沒參與謀議，也輪不到聽從號令，早上才聽到皇帝親征的詔書，晚上就失去了皇帝警蹕的所在，卻還要責備他們不能隨駕護衛，這豈不是太難為人了嗎！用六等罪來議處刑罰，這樣也就可以了，又有什麼可後悔的呢！

夫民生有欲，無主則亂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。自天子、諸侯至於卿、大夫、士、庶人，尊卑有分，大小有倫，若綱條之相維，臂指之相使，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無覬覦。其在《周易》，「上天、下澤，履。」象曰：「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」此之謂也。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，以八柄存乎己也。苟或捨之，則彼此之勢均，何以使其下哉！

白話譯人生來就有欲望，沒有主宰就會亂。所以聖人制定禮來治理。從天子、諸侯到卿、大夫、士、庶人，尊卑有分，大小有倫，像綱條相互維繫，手臂手指相互驅使，因此百姓服事他們的上位者，下面沒有覬覦之心。在《周易》中，「上天下澤，履。」象辭說：「君子用來辨別上下，安定民心。」說的就是這個。凡是君主所以能擁有他的臣民，是因為八柄掌握在自己手裡。如果捨棄它，那麼彼此勢均力敵，怎麼能役使下面的人呢！

「君子恥食浮於人；袞之辭祿，廉恥存焉，與夫固位貪祿者，不猶愈乎！詩云：『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』如袞者，亦未可以深譏也。

白話譯君子以所得的俸祿超過自己的功勞、才能為恥；常袞辭去俸祿，廉恥之心存在其中，和那些戀棧職位、貪圖俸祿的人相比，不是好得多了嗎！《詩經》說：「那些君子啊，不是白吃閒飯的！」像常袞這樣的人，也就不可以深加譏諷了。

臣聞用人者，無親疏、新故之殊，惟賢、不肖之為察。其人未必賢也，以親故而取之，固非公也；苟賢矣，以親故而捨之，亦非公也。夫天下之賢，固非一人所能盡也，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，所遺亦多矣。古之為相者則不然，舉之以眾，取之以公。眾曰賢矣，己雖不知其詳，姑用之，待其無功，然後退之，有功則進之；所舉得其人則賞之，非其人則罰之。…

白話譯我聽說任用人才，沒有親疏、新舊的分別，只考察他是賢能還是不才。那個人未必賢能，卻因為親近或舊交而任用他，固然不公；如果他是賢能的，卻因為親近或舊交而捨棄他，也不公。天下的賢才，本來不是一個人所能認識完全的，如果一定要等到平素熟悉、了解他的才能品行才任用，那麼被遺漏的也太多了。古代做宰相的就不是這樣，經由眾人來推舉，出以公心來錄取。眾人說他賢能，自己雖然不知其詳情，姑且任用他，等到他沒有功勞，然後黜退他，有功勞就升進他；所推舉的人得當就賞賜他，不得當就懲罰他。升退賞罰，都是眾人所共同認可的，自己不夾帶絲毫的私心在裡面。如果推究這樣的心意去實行，那又哪裡會有遺漏賢才、空廢官職這種值得憂慮的事呢！

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！自古所患者，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，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；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，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，以至於離叛危亡，凡以此也。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，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，此乃千載之遇也。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，殘虐下民，橫增賦斂，盜匿公財，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。然後洗心易慮，一新其政，屏浮飾，廢虛…

白話譯唐德宗的難以醒悟，也太嚴重了！自古以來所憂慮的，是君主的恩澤堵塞而不能下達，百姓的情況鬱結而不能上通；所以君主在上面勤於體恤而百姓不懷念，百姓在下面愁苦怨恨而君主不知道，以至於離散背叛、危險滅亡，都是因為這個。德宗幸好因為游獵而到了百姓家裡，又碰到光奇敢於說話、了解百姓的疾苦，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。本來應當查辦有關官員擱置詔書、殘害百姓、橫加賦稅、盜竊隱瞞公家財物，以及身邊那些天天諂媚奉承、說民間豐收安樂的人，把他們殺掉。然後洗心革面、改變想法，讓政令煥然一新，屏除浮華裝飾，廢除虛假文飾，謹慎發號施令，崇尚誠實信用，明察真假，分辨忠奸，憐惜困窮，伸張冤屈滯壓，那麼太平的功業就可以達成了。卻放棄這些不做，反而只是免除光奇一家的賦稅。以四海之廣大，兆民之眾多，又哪能讓每個人都親自向天子訴說、讓每一戶都免除徭賦呢！

王者以天下為家，天下之財皆其有也。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，己必豫焉。或乃更為私藏，此匹夫之鄙志也。古人有言曰：貧不學儉。夫多財者，奢欲之所自來也。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，財豐則欲滋矣。財不稱欲，能無求乎！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！雖德宗之多僻，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。

白話譯王者以天下為家，天下的財物都是他所擁有的。充實天下的財物來養育天下的百姓，自己必然也受益其中。有人卻另外設立私藏，這是平民的鄙陋之心。古人有句話說：貧窮的人不用學儉省。那財物多的人，正是奢侈欲望所由產生的。李泌想要消弭德宗的欲望，卻去充實他的私財，財物豐足了，欲望就會滋長。財物趕不上欲望，能不向外求取嗎！這就像打開門卻禁止人出去一樣！雖然德宗有很多僻好，也是因為李泌輔佐他的方法不對的緣故。

《春秋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。彼列國也。孔子猶深貶之，惡其誘討也，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！王遂以聚斂之才，殿新造之邦，用苛虐致亂。王弁庸夫，乘釁竊發，苟沂帥得人，戮之易於犬豕耳，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！且作亂者五人耳，乃使曹華設詐，屠千餘人，不亦濫乎！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，將帥何以令其士卒！上下盻盻，如寇仇聚處…

白話譯《春秋》記載楚子虔（楚靈王）誘騙蔡侯般並在申地殺了他。那還只是諸侯國之間的事。孔子尚且嚴厲貶斥他，厭惡他用誘騙的手段討伐，何況身為天子卻去誘騙一個平民呢！王遂憑著搜刮錢財的才能，去鎮守新設立的州郡，用苛刻暴虐的手段招致了變亂。王弁是個平庸的人，趁著漏洞暗中發動叛亂，假使沂州主帥得人，殺他比殺豬狗還容易，何必用天子的詔書作為引誘人的餌食呢！而且作亂的只有五個人罷了，卻讓曹華設下詐術，屠殺了一千多人，豈不是太濫殺了嗎！既然如此，從今以後士兵誰不猜疑他們的將帥，將帥又拿什麼來號令他們的士兵！上下互相怒視，像仇敵一樣聚在一起，一有機會就互相吞噬，只有先發動的人才能稱雄，禍亂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平息呢！可惜啊！憲宗削平了僭越作亂的人，幾乎達到天下太平，他美好的功業之所以不能善終，是由於苟且曲從眼前的功勞，而不敦厚大信的緣故啊。

「昔者聖人順天理，察人情，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，故置師長以正之；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，故建諸侯以制之；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，故立天子以統之。天子之於萬國，能褒善而黜惡，抑強而輔弱，撫服而懲違，禁暴而誅亂，然後發號施令，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。《詩》云：「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」載義籓屏大臣，有功於國，無罪而志誠逐之，此天子所宜治…

白話譯從前聖人順應天理、明察人情，知道平民不能互相治理，所以設置師長來糾正；知道群臣不能互相役使，所以建立諸侯來制約；知道列國不能互相服從，所以立天子來統帥。天子對於萬國，能夠褒獎善人而黜退惡人，抑制強者而輔助弱者，安撫順服而懲罰違逆，禁暴而誅亂，然後發號施令，而四海之內沒有不遵從的。《詩》說：「勤勉我的王，綱紀四方。」載義是藩屏大臣，有功於國，無罪而被志誠驅逐，這是天子所應當處理的。如果一概不聞不問，趁機把他的土地爵位授給別人，那麼將帥的廢立殺生就都出自士卒之手，天子雖然在上位，又能做什麼呢！國家設立方鎮，難道只是專佔它的財賦而已嗎！像僧孺所說的話，不過是姑息偷安的權術罷了，哪裡是宰相輔佐天子治理天下的道理呢！

君明臣忠，上令下從，俊良在位，佞邪黜遠，禮修樂舉，刑清政平，奸宄消伏，兵革偃戢，諸侯順附，四夷懷服，時和年豐，家給人足，此太平之象也。於斯之時，閽寺專權，脅君於內，弗能遠也；籓鎮阻兵，陵慢於外，弗能制也；士卒殺逐主帥，拒命自立，弗能詰也；軍旅歲興，賦斂日急，骨血縱橫於原野，杼軸空竭於里閭，而僧孺謂之太平，不亦誣乎！當文…

白話譯君主明察、臣子忠誠，上面下令下面服從，傑出賢能的人在位，奸佞邪僻的人被黜退疏遠，禮儀修明、音樂興盛，刑罰清簡、政治平和，奸惡之人消聲匿跡，戰爭停息，諸侯順從歸附，四方夷族懷德臣服，時序和順、年成豐收，家家充裕、人人富足，這才是太平的景象。然而在那個時候，宦官專權，在宮內脅迫君主，卻不能把他們疏遠；藩鎮擁兵自重，在外傲慢欺上，卻不能加以制裁；士卒殺死驅逐主帥、抗拒命令自立為帥，卻不能加以追究；戰事年年興起，賦稅一天比一天急迫，屍骨鮮血縱橫在原野，民間的紡織機都空竭了，而牛僧孺卻說這是太平，這豈不是欺騙嗎！當文宗力求治世的時候，牛僧孺身居輔佐的重任，在位時就苟且偷安、討好君主來竊取權位，退下時就欺瞞君主、誑騙世人來盜取名聲，還有比這更大的罪嗎！

「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，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。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，小人得勢則排君子，此自然之理也。然君子進賢退不肖，其處心也公，其指事也實；小人譽其所好，毀其所惡，其處心也私，其指事也誣。公且實者謂之正直，私且誣者謂之朋黨，在人主所以辨之耳。是以明主在上，度德而敘位，量能而授官；有功者賞，有罪者刑；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。…

白話譯君子與小人不相容，就像水與炭不能同器相處。所以君子得位就排斥小人，小人得勢就排擠君子，這是自然的道理。然而君子進用賢能、黜退不肖，他的存心是公，他指陳事實是實；小人讚譽他所喜好的、毀謗他所厭惡的，他的存心是私，他指陳事實是誣。公且實的叫做正直，私且誣的叫做朋黨，在於君主怎樣辨別罷了。所以明主在上，衡量德行而排列位次，度量才能而授予官職；有功的賞，有罪的刑；奸邪不能惑亂，佞人不能動搖。像這樣，朋黨從哪裡產生呢！那昏主就不然，明智不能洞察，強斷不能決斷；邪正並進，毀譽交至；取捨不在於自己，威福暗中轉於他人。於是讒諂得志，而朋黨之議興起了。

「論者皆謂涯、餗有文學名聲，初不知訓、注之謀，橫罹覆族之禍，憤歎其冤。臣獨以為不然。夫顛危不扶，焉用彼相！涯、餗安高位，飽重祿；訓、注小人，窮奸究險，力取將相。涯、餗與之比肩，不以為恥；國家危殆，不以為憂。偷合苟容，日復一日，自謂得保身之良策，莫我如也。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，則奸臣孰不願之哉！一旦禍生不虞，足折刑剭，蓋天…

白話譯議論的人都說王涯、賈餗有文學的名聲，起初並不知道鄭注、李訓的密謀，卻無辜遭受滅族的災禍，為他們的冤屈感到憤慨嘆息。臣卻獨自認為並非如此。國家傾危卻不去扶持，要那宰相做什麼！王涯、賈餗安坐高位，享盡厚祿；鄭注、李訓這些小人，窮極奸險，用暴力奪取將相之位。王涯、賈餗和他們並肩為官，不以為恥；國家危險，不以為憂。苟且迎合、勉強容身，一天過一天，自認為得到了保身的良策，沒有人比得上自己。如果人人都這樣卻沒有災禍，那麼奸臣誰不願意如此呢！一旦禍患出於意料之外地發生，折斷腳、受誅戮，這大概是上天的誅罰，仇士良又怎麼能滅他們的族呢！

「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，不能決牛、李之是非。臣以為昔荀吳圍鼓，鼓人或請以城叛，吳弗許，曰：「或以吾城叛，吾所甚惡也，人以城來，吾獨何好焉！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。」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。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，以利言之，則維州大而信大；以害言之，則維州緩而關中急。然則為唐計者，宜何先乎？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，在吐蕃不免為…

白話譯議論的人大多對維州的取捨拿不定主意，分不清牛、李兩人的是非。我認為從前荀吳包圍鼓城，鼓城人中有人請求獻城投降，荀吳不答應，說：「有人拿我的城來叛變，是我最厭惡的；別人拿城來歸附我，我獨獨有什麼好高興的呢！我不可以因為貪圖城池而親近奸邪。」於是讓鼓城人殺掉叛變的人，整修守備。那時候唐朝剛與吐蕃修好，卻接受它的維州；從利益來說，維州大、信義也大；從禍害來說，維州是緩的、關中才是急的。既然如此，為唐朝著想，應該以哪一件為先呢？悉怛謀在唐朝就是嚮往歸化的人，在吐蕃就不免是叛臣，他受誅殺又有什麼可憐惜的呢！況且德裕所說的是利益，僧孺所說的是道義，平民為了求利而喪失道義尚且覺得可恥，何況是天子呢！譬如鄰居有頭牛，跑出來進了自家院子，有人勸他哥哥把牛還回去，有人勸他弟弟把牛佔下來。勸歸還的說：『佔下來是不義的，而且會惹上官司。』勸佔下的說：『他從前偷過我們的羊，還拘什麼道義！牛是大牲口，賣了可以發家。』由此看來，牛、李兩人的是非，就清楚可見了。

董重質之在淮西，郭誼之在昭義，吳元濟、劉稹，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。彼二人者，始則勸人為亂，終則賣主規利，其死固有餘罪。然憲宗用之於前，武宗誅之於後，臣愚以為皆失之。何則？賞奸，非義也；殺降，非信也。失義與信，何以為國！昔漢光武待王郎、劉盆子止於不死，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。樊崇、徐宣、王元、牛邯之徒，豈非助亂之人乎？而光…

白話譯董重質在淮西、郭誼在昭義的時候，吳元濟、劉稹，就像木偶握在藝人手中一樣。那兩個人，開始時勸人作亂，最後出賣主子圖謀私利，他們死了本來就有餘罪。然而憲宗先前任用他們，武宗後來殺了他們，臣愚見以為都失當。為什麼呢？獎賞奸人，是不義；殺害投降的人，是無信。失去了義和信，拿什麼來治理國家！從前漢光武對待王郎、劉盆子，只到不殺為止，因為知道他們不是力竭就不會投降。樊崇、徐宣、王元、牛邯這些人，難道不是幫助作亂的人嗎？而光武不殺他們。大概是因為既然接受了他們的投降，就不能再誅殺的緣故。如果已經赦免卻又逃亡叛亂，那麼他們死固然無話可說！像郭誼等人，免死流放到遠方，終身不回來，也就行了；殺了他們，是不對的！

宦官用權，為國家患，其來久矣。蓋以出入宮禁，人主自幼及長，與之親狎，非如三公六卿，進見有時，可嚴憚也。其間復有性識儇利，語言辯給，善伺候顏色，承迎志趣，受命則無違遷之忠，使令則有稱愜之效。自非上智之主，燭知物情，慮患深遠，侍奉之外，不任以事，則近者日親，遠者日疏，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，浸潤膚受之訴有時而聽。於是黜陟刑賞…

白話譯宦官掌權，成為國家的禍患，這由來已久了。大概因為他們出入宮禁，君主從小到大，和他們親近狎習，不像三公六卿那樣，進見有定時，可以嚴厲畏憚。其中又有一些性情機靈、言辭敏捷，善於窺伺臉色、迎合心意，接受命令就沒有違抗遷就的忠誠，差遣使喚就有稱心愜意的效果的人。除非是上等智慧的君主，洞察人情，深謀遠慮，除了侍奉以外，不委任他們以事務，否則親近的人就一天天親近，疏遠的人就一天天疏遠，甜言悲辭的請求有時就會聽從，漸進耳濡目染的讒訴有時就會採信。於是貶黜提拔、刑罰獎賞的政事，就暗中轉移到親近寵倖的人手中而不自知，就像喝美酒一樣，嗜好它的味道而忘記了會醉。貶黜提拔、刑罰獎賞的權柄一旦轉移，而國家不危險混亂的，還從來沒有過。

「孫光憲見微而能諫，高從誨聞善而能徙，梁震成功而能退，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，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。」

白話譯孫光憲看到細微的苗頭就能進諫，高從誨聽到善言就能改過遷善，梁震成功了就能退隱，自古以來掌握國家的人如果能夠這樣，哪裡還會有亡國、敗家、喪身的禍患呢。

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。然彥珣之惡，三靈所不容，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，治其殺母之罪，何損於信哉！

白話譯治理國家的人固然不可沒有信用。然而彥珣的罪惡，是天地神靈所不能容的，晉高祖赦免他叛君的過錯，而治他殺母的罪，對信用又有什麼損害呢！

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，非仁也；誘張璉而誅之，非信也；杜重威罪大而赦之，非刑也。仁以合眾，信以行令，刑以懲奸，失此三者，何以守國！其祚運之不延也，宜哉！

白話譯漢高祖殺了幽州無辜的一千五百人，這是不仁；誘騙張璉然後殺了他，這是不信；杜重威罪過重大卻赦免了他，這是不刑。仁用來團結眾人，信用來推行命令，刑用來懲罰奸惡，失去了這三樣，拿什麼來守國！他的國運不能長久，是應該的啊！

天地設位，聖人則之，以制禮立法，內有夫婦，外有君臣。婦之從夫，終身不改；臣之事君，有死無貳。此人道之大倫也。苟或廢之，亂莫大焉！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，宏才偉量，雖朝代遷貿，人無間言，屹若巨山，不可轉也。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，忠臣不事二君。為女不正，雖復華色之美，織紝之巧，不足賢矣；為臣不忠，雖復材智之多，治行之優，不足貴…

白話譯天地設位，聖人效法它，用來制禮立法，內有夫婦，外有君臣。婦從夫，終身不改；臣事君，有死無二。這是人道的大倫。如果廢棄它，沒有比這更大的亂了！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、宏才偉量，雖然朝代變遷，人無異議，屹立如巨山、不可轉動。臣愚認為正女不從二夫，忠臣不事二君。做女不正，雖然再有美色、再有織紝之巧，不足稱為賢；做臣不忠，雖然再有才智、再有治行之優，不足稱為貴。為什麼呢？大節已經虧損了。馮道做宰相，歷經五朝、八姓，像旅舍看過往客人，朝為仇敵、暮為君臣，變臉改辭，竟無愧怍，大節如此，雖有小善，哪裡值得稱道呢！有人認為從唐室滅亡，群雄力爭，帝王興廢，遠的十餘年、近的三四年，雖然有忠智，又能如何！在那個時候，失臣節的不只馮道一人，豈能獨罪馮道！臣愚認為忠臣憂公如家，見危致命，君有過就強諫力爭，國敗亡就竭節致死。智士邦有道就出仕，邦無道就隱居，或滅跡山林，或優遊下僚。現在馮道尊寵則冠於三師，權任則居諸相之首，國存則依違拱默、竊位素餐，國亡則圖全苟免、迎謁勸進。君主興亡接踵，馮道富貴自如，這是奸臣之尤，怎麼能和別人相比！有人說馮道能在亂世全身遠害，這也算賢了。臣認為君子有殺身成仁，沒有求生害仁，豈能專以全身遠害為賢！既然如此，那麼盜跖得善終而子路被醢。到底誰賢呢？或者這不單是馮道的過，時君也有責任，為什麼呢？不正之女，中士羞於以為家；不忠之人，中君羞於以為臣。那些人做前朝的宰相，說他的忠則是反君事仇，說他的智則是社稷為墟。後來的君主，不誅不棄，卻再任用他為相，他又怎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呢！所以說：不單是馮道的過，也是時君的責任啊！

若周世宗，可謂仁矣！不愛其身而愛民；若周世宗，可謂明矣！不以無益廢有益。

白話譯像周世宗（柴榮）這樣，可以說是仁德了！不愛惜自己而愛惜百姓；像周世宗這樣，可以說是明察了！不因無益的事而廢棄有益的事。

或問臣：五代帝王，唐莊宗、周世宗皆稱英武，二主孰賢？臣應之曰：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，討其不服，撫其微弱，行其號令，壹其法度，敦明信義，以兼愛兆民者也。莊宗既滅梁，海內震動，湖南馬氏遣子希范入貢，莊宗曰：「比聞馬氏之業，終為高郁所奪。今有兒如此，郁豈能得之哉？」郁，馬氏之良佐也。希范兄希聲聞莊宗言，卒矯其父命而殺之，此乃市…

白話譯有人問我：五代的帝王，唐莊宗、周世宗都被稱為英明勇武，這兩位君主誰更賢明？我回答他說：天子是用來統治萬國的，討伐那不順服的，撫慰那弱小的，推行他的號令，統一他的法度，篤行信義，以此兼愛天下百姓的。莊宗消滅後梁之後，海內震動，湖南馬氏派兒子希范入朝進貢，莊宗說：『近來聽說馬氏的基業，終究會被高郁奪去。現在有了這樣的兒子，高郁哪能得到它呢？』高郁，是馬氏的良佐。希范的哥哥希聲聽到莊宗的話，竟偽造他父親的命令把高郁殺了，這是市井商販的行徑，哪裡是帝王的氣度呢！大抵莊宗是善於用兵的人，所以能以弱小的晉國戰勝強大的梁國，得到天下之後，還不到幾年，內外離心叛變，弄得自己無處容身。實在是因為他懂得用兵的方法，卻不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啊。世宗用信義來駕馭群臣，用正義來責求各國，王環因不肯投降而受賞，劉仁贍因堅守而蒙褒揚，嚴續因盡忠而獲保全，蜀兵因反覆無常而被誅，馮道因失節而被拋棄，張美因私恩而被疏遠。江南還沒歸服時，就親自冒著箭石，志在必勝；既已歸服，就愛護他們如兒子一般，推誠相待、盡情直言，為他們做長遠的打算。他那宏大的規模、寬廣的度量，豈能與莊宗相提並論呢！《書經》說：『沒有偏私、沒有朋黨，王道就平坦廣大。』又說：『大國畏服他的威力，小國懷念他的恩德。』世宗是接近這種境界了！